Hwang等人在敌意媒体效果的研究当中发现，敌意感知导致了受众的媒介愤慨（media indignation）情绪出现。[1]媒介愤慨的情绪会使参与者认为媒介报道使他们受到轻蔑，从而产生气愤等其他情绪。这种媒介愤慨情绪的出现，会导致受众在后期增加话语纠正表达的意愿等其他行为。本文认为，在受众的意见表达当中，因敌意媒体效果而对媒介产生的“愤慨”也是受众意见表达的驱动力之一。
情绪是一种短暂的个人感受，因此社会学科的研究者认为，情绪的测量也具有一定挑战。在访谈中，我们请受众回忆当读到自己认为具有媒介偏见的转基因新闻时的感受，问询他们对新闻的反应。有受众表示自己会因为媒介的偏见报道而感觉到生气，也有受众表示自己读到与自己立场相反的内容时候，更担心其他人受到媒介偏见的影响。
有时候看到总在说转基因对人体没有危害的时候我还是感到非常生气的，媒体不能因为转基因的危害性还没有明确的定论就说转基因的危害比较小的，媒体没有明说转基因是无害的，很容易让一些不熟悉转基因的受众认为转基因是好的。
（访谈编号：LZSDZM，反对）
对于议题具有高度卷入的受众如果认为，媒介报道并没全面地反映事物的全貌，会因为感知到媒介的偏见存在而产生一定的负面情绪，例如“生气”“愤怒”等。
新闻报道了很多争论，但是有些采访的人就很权威，有些就不会有人知道，看起来都说话了，但是采访那些有影响的人，就肯定是让大家跟着对方走。这点让我很无奈。(www.xing528.com)
（访谈编号：LZLDZK，支持）
一般而言，科技类议题的专业性限定了采访信源的范围小于其他议题，加之科技类新闻的报道涉及学术观点、研究方法以及科技本身可能造成的结果等各类专业性较强的问题，因此报道时就需要与相应的专家学者相联系。例如，就具体的转基因议题而言，由于该议题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媒介为清晰报道转基因，一方面需要依赖专家，另一方面又需要对涉及争论各方进行平衡报道。尽管如此，对于转基因议题持强烈立场的受众仍然认为媒介引用的专家之间的影响力具有差异，且认为媒介的两面说理也存在倾向性。因此，无论媒介站在谁的角度上，受众均认为站在对方立场上的信源更加有影响力，这就使得对方立场的观点得到了媒介的支持，因而更加显眼。
受众对于转基因议题所持有的态度立场、对转基因议题的卷入程度，以及由敌意媒体效果而产生的情绪体验会影响到受众后续行为。越是对议题具有高卷入度的强烈态度持有者，一旦对媒介的报道感到愤慨，则会采取其他相应的态度和行为参与到转基因议题的讨论中，其表达式参与的意愿往往会强于其他人。
而这种由敌意媒体效果而导致的情绪之所以成为其后续行为的动力，主要是因为媒介信息、受众的个体性卷入和他们对态度对象的直接体验三种因素共同作用，成为影响态度的强度和态度——行为的一致性的关键要素。[2]拥有较多关于态度对象的信息，会导致较高的态度强度和行为一致性。受众因敌意媒体效果产生的情绪作为个体的一种直接体验又强化了原有的态度，因此可能会造成其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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