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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的功利主义儒家观点_畅销书

时间:2023-11-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反省当时学术氛围下伦理思考的主流时,陈亮用实用主义伦理观支持他的事功伦理学。陈亮寻求为功利主义倾向树立楷模,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便是霸和汉唐的几位君主。其王霸统一论否定了功利的否定性涵义,为社会政治效果的主要取向提供伦理上的支持。虽然朱熹没有接受这个请求,陈亮已经着手进行主要的论证。

陈亮的功利主义儒家观点_畅销书

在反省当时学术氛围下伦理思考的主流时,陈亮用实用主义伦理观支持他的事功伦理学南宋的学术与政治危机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上来,并且他希望这种诉求不要受到动机伦理学及其道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等成见的束缚。由于这些伦理与哲学考虑在当时思想界具有中心地位,陈亮便在道德倾向和社会政治问题解决的层面上立论;因此,他的功利主义伦理观面临着当时在文化层上的反对意见。术语含义和象征的性质对于这种文化上的对立来说非常关键;所以,陈亮与儒家二分法及象征概念的术语系统苦苦争斗,以便能越出当时的流行用法的框框。北宋和南宋许多哲学家对霸的象征的思索以及对汉唐君主的评价增加了其使命的困难性。他为了能予追求结果的思想倾向以更强的合法性,不得不与针对实用主义倾向而生出的否定(6) 性意涵相抗争。

陈亮寻求为功利主义倾向树立楷模,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便是霸和汉唐的几位君主。首先,他合王霸为一体,否定了王霸二分。通过将王与实用主义政治学联系起来,陈亮使功利关怀成为王道这个道德概念的一部分;因此,他的王霸统一弥合了手段与结果之间的鸿沟。陈亮运用这种伦理主张,能将注意力集中于政治行为的效果,而不被行为的道德问题所束缚。其王霸统一论否定了功利的否定性涵义,为社会政治效果的主要取向提供伦理上的支持。他首先希望自由地运用实用主义象征和功利主义术语构筑一套理论,有助于宋朝恢复权力和领土。其次,对汉唐君主中英雄人物的历史修正体现了支持入世思想及关注结果的思想倾向,同时增强了它们的合法性。像这样,对将近世历史运用于讨论社会政治主张的兴趣表明他与历史类比论的宋代提倡者有共同的前提。但是陈亮也还试图创设出得到伦理支持的功利典范,他通过研究汉唐开国者的英雄业绩,设立其功利取向的楷模。

为了将汉唐拔高为历史典范,陈亮不得不反对儒学给予三代黄金岁月的特殊地位。按照一般的儒家信念,三代是一种象征,在那个黄金时期,历史上的基本价值得以成功实现。三代的黄金岁月在传统上赋予基本价值以真实性,并为相信这些价值的有效性提供了基础。(7) 如果陈亮能够铲除这一信念的话,他就可以随意用后来君主的英雄业绩构建更多的功利象征,这些象征将为其关注社会与政治效果提供伦理支持。

攻击三代的崇高地位比肯定三代与后世性质相同更加复杂。朱熹批评陈亮通过否认三代和汉唐的区别使三代降到汉唐的水平,陈亮在回答中指责朱熹没有理解他的意图和观点。陈亮承认两个时代有完满程度的不同,他写道:“某大概以为三代做得尽者也,汉唐做不到尽者也。”其例证便是三代“无一人之不遂其性”,而汉唐“人遂其性亦有时而乖戾者”(8) 。在别处,他以另外的语言表达了这一观点:

亮大意以为本领闳阔,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领无工夫,只做得汉唐。(9)

陈亮表面上在主要问题上向朱熹作了让步,其主要立论就在这一退让的基础上展开了。

陈亮想要朱熹承认五经把历史上的三代理想化了,并且这一先例使他有理由以同样方式将近世历史改造成一种典范。按照陈亮的看法,把古代与近世历史绝对分开使朱熹断言在三代时不存在利益追求和对富贵的欲望。陈亮认为,《诗经》和《尚书》的记载的确洁净,但这不过是三代的“正大本子”。经典在编定时,经孔子“洗净”,便得如此洁净的正大本子。(10) 因为现实的人及其行为总是不合理想,所以只是孔子在编定中才赋予了三代以较高的特殊地位。孔子有一个崇高目的:通过编定净化这些文献,保卫政治的价值和人们为保持适当社会关系所需的准则以抵制道家的诽谤。由于后人没有理会孔子工作的真正意图和特征,就将他的目的歪曲了。如果人们理解了保存在经典中三代楷模的性质,他们就能摆脱错误的看法;而且,做到这一点将会使汉唐开国君主的理想抱负在当代得以阐明。(11)

陈亮相信这就是他的历史使命,但是他仍然希望朱熹诸人“相与洗净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宝藏长长发见”(12) 。虽然朱熹没有接受这个请求,陈亮已经着手进行主要的论证。他通过赞扬孔子创立正大本子,揭露三代黄金时期特殊地位的真相,而且使他自己建立典范的工作具有合法性。由于有孔子的支持,他能够为政治价值以及较近的相关历史阶段的规范作辩护。他把自己的作用间接地与孔子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将道家诽谤三代政治与道学人物对汉唐的指责相比拟。(13)

应当明确的是,陈亮实际上并不希望打破三代神话。每一位现代的经典读者都将意识到战争、计谋等许多事件能够证明陈亮断言经典描述的三代完美无缺是错误的;然而,他没有注意到这一明显突出的矛盾。按照传统的理解,三代被用来——选择性的——为政治和社会智慧提供正面指导,这一选择只包括那些被认为是典范的王者和活动者,视点集中于被定型为道德榜样的开国帝王及其重臣。陈亮在学校时写的论文就有这样的例子,(14) 将德性与优点归于理想三代。(15) 在他与朱熹争论的情况下,美化三代——如果承认是神话的话——使陈亮企图从较近历史中构建楷模具有合法性。

陈亮阐明了他对王霸对立概念的看法以回应朱熹对其思想的描述。在一封早期信函中,朱熹敦促陈亮剔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16) 之说。虽然陈亮承认这一概括使他的观点系统化了,但是他建议说朱熹并没有把握其全部观点。他又继续重申了自己的立场。(www.xing528.com)

陈亮概括了传统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对汉唐英雄不太公正。他解释说,由于孟荀的专断区分,汉唐学者从来都不曾理解义、利、王、霸的概念。二程及后学进一步将这些概念两极化,达到天理、人欲严格二分的程度。按照这一学派的思想,三代以道治天下,而人欲却主宰了汉唐两代。汉唐君主以智力把持天下,他们的某些措施维持了和平与稳定,也只是因为其间有与天理暗合之处,犹如修补漏水的房屋,这些君主依权宜来行事,便是支撑其中一点,却任其他部分倒塌。陈亮承认道学学者的论说对篡夺汉朝皇权的曹操这样的暴君来说比较合适,而要将这种说法运用于汉唐英雄,就很不公平了:

以断汉唐,(17) 岂不冤哉!高祖太宗岂能心服于冥冥乎!天地鬼神也不肯受此架漏。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18)

唐太宗这样的君主如同伟大的英雄一般治理着国家,其动机不是霸;指责他只是一个霸道实践者是不公道的。

朱熹对陈亮观点的概括暗示了王霸两种成分的机会主义混合,这一概括就像汉宣帝描绘汉代政治时所说的:汉家“本以霸王道杂之”(19) 。朱熹在别处讨论过这个说法,还指责管仲以同样方式杂王霸而为一。(20) 任何王霸并用都容易引起人们想起荀子视霸为“杂”的看法,该看法认为,霸作为政治行为的典范在道德上并不完全合乎儒家的伦理价值。(21) 当陈亮指责朱熹以此指称他的英雄唐太宗时,努力回避杂或机会主义与其立场混合的涵义。陈亮强调,如此英雄之道以王为基础,并且建功立业的动机也并不是出于霸。按照他的观点,所有功绩都是现实世界中人心的创造,不存在抽象的评价领域。陈亮把王霸合而为一,反对其二分的观点,然后将唐太宗归为王——不是霸或王霸混杂。从本质上看,朱熹将王、霸或义、利当作并列概念,而陈亮只把(22) 它们看作一个。

陈亮一贯运用综合方法来支持他对社会功效的强调。从他18岁时写《酌古论》到临终前几个月的殿试,都主张将对立概念重新联合起来。文武之道实际上只是一个,而且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者只在名称上,它们只是到了近世才被一分为二。(23) 君道、师道必须同时培养和运用,以便仁义和秩序能够广泛奉行。陈亮在太学时写的一些论文也运用综合方法来得到对立的统一以在肯定德性的同时强调结果的重要性。例如,三代之道的分裂引导孟、荀等儒者主张王道,贬低霸道;然而儒学内部这种注重统治的道德基础的趋势驱使其他学者走向追求富强的法家理论“以济儒道之所不及”。儒家关于统治的道德本质的思想与法家所谓信赏必罚的理论皆有所不及,因为它们都建立在道的分裂之上。(24) 陈亮的综合方法以达到社会与政治结果为目标。例如,如果一个君主能使人民满足物质需要,他就实现了儒家的王道理想。(25)

陈亮致朱熹的信函体现了以多种方式取得社会效果的倾向。他通过重新诠释《孟子·滕文公下》中的御者比喻来阐明他对社会结果的关注。在这一段中,那位高尚的御者拒绝拦截猎物使射者能大量捕杀,他不愿违背打猎的规则。陈亮承认这位可怜的射者依赖御者,既可能满载而归,也可能一无所获,同时他断言人们以一种迂阔的方式理解孟子对御者的讨论。虽然高尚的射者确实想用正当的规则来约束御者,但他从来都不想空手而归。陈亮进一步问道:“以正御逢正射,(26) 则‘不失其驰’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27) 正直的射者加上正直的御者就使这一比喻转变为强调“明道谊而计功利”,即转换为坚持关注功利成为道德的一部分之主张。这一说法是对汉儒董仲舒那句著名格言的挑战。董仲舒认为,所有努力都应集中于阐明道谊,而不应当计较实际的功利。董仲舒的论说基于如是背景:告诫统治精英避免使用高压手段,不要只关心自己的地位。而陈亮是向处于任何一种情况下的人们提出其主张的。他还用御者比喻为汉唐君主辩护。(28) 将后世的开国者改造成英雄人物与在王的讨论中把他们打扮成功利主义象征相对应。

陈亮提出管仲作为社会事功的英雄象征,管仲的德行曾得到孔子本人的赞扬。正是通过管仲的影响,而不是诉诸武力,使桓公能够在公元前651年为所有的诸侯建立规则。而且,孔子甚至还称赞管仲将汉人中原外来的压制和野蛮中拯救出来,孔子欣赏管仲做出的成绩,赞扬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并称许他具有“仁”的德行。陈亮论说到,不管后来学者作出了什么样的批评,也不论管仲本人还有什么值得争论的问题,这一评价是不可改变的。(29) 由于注意到孔子对管仲的赞赏,所以他就在致朱熹的信里引用了《论语》中孔子的评论。后世儒者在谈到霸与管仲时总是很为难,孟子也强调指出五霸以武力假借仁义;(30) 不过,孔子本人对管仲的高度评价却是事实。传统注家论证说,“如其仁”只是指管仲像仁,实际上还不是仁,想以此巧辩孔子的赞辞。陈亮反驳说,通过“观其语脉”,就能知道那些注家的说法肯定是错的。程颐曾经说过,“如其仁”称赞管仲体现了“仁之功用”(31) 。虽然陈亮或许知道朱熹并不完全同意程颐对管仲的评价(32) ,但是他仍然用程颐的观点来批评朱熹:若如程颐所云,那么夫子便是计较功利,这就像朱熹嘲笑过的“喜获禽之多”而不考虑用何种方法。按照陈亮的说法,孔子承认管仲具有仁德,他给天下人带来了秩序。(33) 伟大的功绩和社会结果证明了他的道德。

陈亮寻求为他的伦理观建立一个基础,这种伦理观主要倾向于社会结果和政治功效,但他有时会滑入使其更易受到抨击的相关问题中。在讨论管仲时,他运用了搅金银铜铁熔作一器的类比,却在其中迷失了方向。这一类比体现了他的功利倾向,因为他的容器“要以适用为主”(34) 。朱熹注意到这一类比,得出结论说,“可见其立心之本在于功利”。朱熹通过论证陈亮“不唯坏却金银而铜铁亦不得尽其铜铁之用”(35) ,企图打破容器的类比。在下一封信中,陈亮承认此类比“盖措辞之失耳”(36) 。朱熹抓住这样的机会便使争论指向道(37) 德修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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