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就是管理人们行为的社会准则的集合，包括法规等强制性准则和道德风俗等非强制性准则。制度的制定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而为人们指出合理的生存方式。由于制度是人为的产物，因此制度会随着时间而产生、演化和消失。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斯科特，2010：56）。强制性要素主要以法律规章以及政府政策的形式出现，它通过法律授权的强迫或威胁方式来引导组织活动和组织观念。规范性要素是指将说明性的、评价性的、义务性的内容引入社会的规则中，一般以经验法则、标准操作程序、职业标准以及教育履历等形式出现，这些制度引导组织活动和信念的能力大部分来源于社会义务和专业化。文化—认知性要素指的是共享的价值观、信念和认知框架的集合体。它可以为组织成员提供模式化的思想、感受和反应，从而引导其制定决策和进行其他行为；它决定了人们共同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取向（行为逻辑）（高勇强等，2008）。强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以及文化—认知要素是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中个体与组织的行为准则（斯科特，2010：56）。这些制度要素相互作用，通过社会奖惩来施加压力，施加内在的本质的精神奖励与价值观，促使人们遵守，而所有这些社会奖惩都可能发挥作用，制度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指示力量（D’Andrade，1984）。这种来源于制度的压力和影响即是制度压力。制度压力根据其来源可以划分为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文化—认知压力。规制压力来源规制性要素对组织施加的压力，规范压力来源于规范性要素对组织施加的压力，文化—认知压力则来源于文化—认知性要素对组织施加的压力[1]。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就是支配企业披露环境信息行为的社会准则，它既包括具有强制力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政府法律规章，也包括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期望和惯例。因此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行为要求，嵌入在一个具体的社会背景下。当前，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主要包括：由中国环保部、证监会等发布的强制性法律规章；由证券交易所等发布的规范性披露操作指引；证券交易所、社会团体和专家学者们提供的建议和主张等。这些不同层面的制度因素，体现了不同利益团体的意愿和卷入程度，不同制度因素之间是相互补充和支持的关系，构成一个多层次的体制。处于这个体制中的中国企业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确定自己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动策略和目标。(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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