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职业话语研究：角色模范的意义

张季鸾在记者节话语中的策略性出场是他在中国新闻业的集体记忆中的缩影。尽管他在民国时期的声望远超范长江，但在后世声望的延续方面，却不及范长江。仅从记者节这一官方话语场域来看，范长江就比张季鸾具有更高的显著性，获得了更多的记忆机会。而除此之外，范长江还拥有新闻奖^[60]、同名话剧、纪念馆^[61]、新闻学院^[62]等正式的记忆之所，其背后则是记协、学校、地方政府等声誉企业家对其后世声望的持续建构。与之相比，张季鸾则缺少这些重要的声誉维系机制，导致他的后世声望远不及在世时。1941年9月，张季鸾逝世时，国共双方都曾对他的新闻成就和社会贡献予以高度评价。但他的墓葬在之后很长时间未能获得有效的保护，尤其是2004年以后墓园遭猪场侵逼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2014年8月，地方政府将他的墓葬迁回榆林原籍，并修建了季鸾公园，才有了一个物质性的记忆空间。如郭恩强所说：“在当代有关张季鸾集体记忆重构与争夺过程中，陕西的地方政府表现突出。作为张季鸾祖籍所在地的陕西榆林，成为推动纪念张季鸾的主角。”^[63]陕西省榆林市这样的地方政府成为声誉企业家，但他们的动机依然在于透过与这样一个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勾连，达到塑造城市形象的目的。这样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张季鸾在记者节话语中出现的机会，但受限于事件的特性，并不能有力地提升他的被记忆机会^[64]。最有价值的记忆机会依然来自媒体和记者对这些角色模范所具有的新闻行业的特质的论述，回忆过去只是为了当下的需要。

如上节所示，在19个记者节的报道评论中，对两位新闻界历史人物的使用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张季鸾成为一个被策略性使用的角色模范，而对范长江的纪念更具实质性。在再度阐发的过程中，媒体对范长江的纪念表现出不同的意图。第一类主要是深入挖掘范长江这样一位角色模范所具有的特质，这些特质成为当前纪念他的正当性的主要来源。2017年11月8日的《重庆晨报》就把范长江的新闻成就纳入更为宏大的视野中，认为“作为我国著名新闻记者、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出色的领导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范长江的整个新闻生涯可以说是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党领导的进步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65]。2000年11月8日《法制日报》的评论更为具体地描述了这种勾连是如何发生的：“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年代，以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为代表的一大批进步记者，以自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敏锐的视野和犀利的笔锋，写下了许多充满战斗力的激扬文字，忠实地记录了中国革命的足迹，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帝国主义和一切中国反动腐朽势力。”^[66]第二类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范长江的特质进行重新阐释，以符合当前的需要。例如《人民日报》归纳出范长江身上体现出的初心：“回溯新闻史，范长江、邹韬奋、穆青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令人尊敬，就是因为他们不务虚名、不忘责任，始终以高尚的理想情怀、优秀的新闻作品诠释新闻人的担当。他们的故事深刻启示我们，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传播技术怎样革新，都不能忘记新闻人的那份初心。”^[67]

在记者节话语中，角色模范被提及的方式有两种：单一提及和复合提及。前者指整篇文章只提及一位角色模范，后者则是在一篇文章中出现不止一位角色模范^[68]。显然，单一提及要比复合提及更有助于提升角色模范的记忆机会。比较而言，范长江在记者节报道中得到了更多单一提及的待遇，例如，2017年11月9日的《团结报》就详细描述了范长江作为战地记者在台儿庄战役中的报道经历^[69]。值得注意的是，复合提及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把多个人物并举，建构出一个角色模范群。复合提及将几个彼此在生命或职业上存在或不存在交集的人相并置，以实现对历史人物的策略性运用^[70]。一般来说，范长江往往被与邵飘萍、邹韬奋、邓拓等进步记者放在一起，以凸显他们所具有的共性。而张季鸾作为政治光谱上的“中间派”，则较少被与这些左派并举。2006年11月8日，方汉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记者节寄语》一文首次把张季鸾与范长江、邓拓、恽逸群等中共报人并举，但只是强调了他们都具有良好的业务修养：

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首先应该有广阔的知识面，其次应该有很好的文史根底和娴熟的文字基本功。梁启超、张季鸾、范长江、邓拓、恽逸群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在这些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梁启超的报刊政论文章，充满了激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张季鸾对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了如指掌，主持编务，举重若轻。这两个人都是毛泽东十分欣赏和亲口称赞过的。范、邓、恽等人的博闻强记，他们在撰写新闻、通讯和评论中所体现的分析问题的洞察力和生动流畅倚马可待的笔下工夫，也脍炙人口，值得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很好学习。^[71](www.xing528.com)

此后，有少数媒体开始将被正统叙事边缘化的张季鸾纳入“典范”的行列^[72]。2008年11月9日的《现代快报》把张季鸾放进一群具有进步色彩的角色模范群里：“讲中国新闻史，讲中国记者的历史，你不可能把梁启超、陈独秀、黄远生、史量才、张季鸾、邹韬奋、范长江等名字忽略掉，这就是说，中国新闻史或者中国记者的历史其实只有一个。”^[73]2017年11月8日的《绍兴日报》上也出现了类似的话语表述：“从梁启超、邵飘萍、张季鸾到范长江、邓拓、穆青，一代又一代中国记者奔走在祖国的大地上，用纸和笔推动了时代的进步，他们记录历史也被历史记录。”这群角色模范身上体现出的“与时代共进，为时代领航，是当代中国新闻人的优秀传统”^[74]。这些媒体的记者节报道试图建构一个另类的新闻传统，但记者节长期形成的主导叙事框架依然是把范长江、邹韬奋、穆青、范敬宜等体现新闻业正统的历史人物并列提出。

无论是描述角色模范群在业务方面的共同点，还是强调他们在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上的一致性，都是在新闻工作这一层面的并举，试图打破因政治色彩不同而产生的割裂。应该说，范长江在新闻业务和意识形态方面都堪作表率，因而成为官方树立的新闻业的大偶像，在记者节创立伊始就成为可堪学习的角色模范，并在此后的记者节庆祝报道中持续地获得足够分量的记忆机会。与之相比，张季鸾的出场则存在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之后长时间地维持十分有限的数量，这种低显著性严重影响着他的记忆机会。而且张季鸾代表着不同的新闻传统，无法成为官方认可的新闻业大偶像。更何况他虽因长期主持《大公报》笔政获得了巨大的名望，但在业务层面，评论不如报道更能在新闻史上留下印记。在2010年11月8日《营口日报》刊发的一篇文章里，作者提到他为何会在记者节这天想起范长江的两个理由，恰是表明了这一角色模范对他的意义：

今天是记者节，每逢这个节日，我总会想起我们的前辈——范长江，今天亦然。想起范老前辈，缘由有二：一是现在的中国记者节与他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1937年11月8日，时为《大公报》记者的范长江和新闻界同仁胡愈之、夏衍等组织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这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将11月8日这个日子定为中国记者节。二是，20多年前跨入新闻采编这个门槛后，我先后拜读了范老前辈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作品。^[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