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行的网络空间治理模式中，政府是主要的治理主体，虽然互联网行业协会、互联网企业和个人都在逐步加入网络空间的治理之中，但相较而言，治理主体一元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一格局导致网络空间治理会出现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①政府部门是主要的治理主体，这就决定了其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常常需要充当“救火队”的角色。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的互联网域名和网站数量逐年递增，网络空间治理的对象范围在不断扩大，政府需要面对的除了不良和有害信息传播、非制度化集体行动等，还有越来越多的违法、犯罪、恐怖主义行为，这无疑为既有的治理工作布置了新的任务，也导致部分原来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失灵[2]。然而，尽管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各政府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实际上每个部门具体负责网络空间治理的人手少之又少，工作能力水平参差不齐，要应对日益繁多的网络空间治理工作，政府部门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为了实现对网络的监管，传统的管理模式选择对网站的准入采取业务许可制度。然而，有学者指出，我国行业管理部门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少数网站获得许可牌照，绝大多数网站处于非法运营的状态。这种状况一方面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也给多数网站的长期发展蒙上阴影。互联网的性质必定会损害业务许可制度的实施效果。其一，互联网企业数量众多，监管部门人力资源无法与之匹配，通过许可管理的难度很大。其二，大量微型企业通过互联网开展信息服务，一开始并不打算费时费力去申请遥不可及的牌照，等到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再考虑牌照问题。其三，政府的处罚措施的威慑作用并不显著，其仅对少量上规模企业具有一定作用，对大量的微型企业而言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即使监管部门关闭其网站，这些企业仍然很容易重新开业，只需要拷贝一下数据、换个域名。其四，互联网是全球性网络，网站搬迁非常容易，一旦国内管制过严，大量微型企业就会将网站搬到国外，国内的监管更加困难。其五，互联网上业务创新层出不穷，大量企业通过业务创新回避监管。[3]可以说，业务许可制度并没有实现“提高门槛，限制数量”的目标。所以，单纯依靠政府部门对网络空间进行治理，在当今时代已经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www.xing528.com)
②人民群众没有充分的机会参与网络空间的治理，这不仅会打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可能会加深人民群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不信任。有学者指出，信任被视为创新实践的重要先决条件。由于创新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因此依赖诸如合同等复杂性降低机制则更加困难，因为这些机制的重点是确定过程。然而，信任是对结果保持积极的期望，且对行动的过程没有太多的控制。因此，在受益于开放性而结果不确定的创新过程中，更加需要信任。[4]还有学者认为，信任与秩序具有同构性，因为秩序意味着关系的稳定性、行为的规则性等，而信任则反映出社会交往中人们之间相互的预期和认同关系。[5]可以说，信任的建立对于创新实践和秩序的维护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以网络安全的治理为例，传统的观点认为，只要政府借助于技术规制（technoregulation）对网络行动者施加更为严格的控制，通过技术规制，致使终端用户“在线内活动”，政府对网络空间的稳妥使用就会具有更高的指挥权。不得不说，这种做法不仅有效，而且经济。然而，这种做法招致了不少批判意见，如这种规制方法非常不透明，会使得用户无所适从，透明度的缺失违背法治精神，这么做的代价是消耗用户的信任。信任是一种处理固有复杂性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意识到未来具有不可预知的特性，我们不能预见其他人的行动，因此我们需要信任来排除其中的一些不确定性。[6]因此，未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会严重阻碍网络空间治理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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