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救世的不同思想家比较分析：梁启超与章太炎

大量历史资料表明，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界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62]许多近代著名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都研习过佛学，并深受佛学思想的影响。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佛学已成为近代思想界的一股“伏流”。他们或把佛学思想融纳进自己的思想体系，为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建构服务（如康有为的“大同说”，谭嗣同的“仁学”等）；或把佛学思想作为理论工具，为自己的政治主张作论证（如梁启超的改良主义）。他们有的以自己对佛学的理解，从佛学立场来解释现实问题（如章太炎）；有的则以自己的现实需要应用发挥佛学（如梁启超）。梁启超曾说过，康有为对佛学是“以己意进退佛说”（《清代学术概论》），而谭嗣同的“仁学”是“应用佛学”（《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其实，从近代整个思想界来讲，许多著名思想家都是“以己意进退佛说”，都是“应用佛学”，这其中便包括梁启超。

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是救国救世的思想家。佛学在近代之被“应用”的重要意义与主要特征，在于它被作为救世救国的思想工具。由于日渐严重的民族危机，近代的思想家力图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古今中外的思想理论，拯救危难的国家。他们对于本国的传统学术思想采取经世致用的态度，而对于外来的思想文化则可以说是拿来主义的实用态度。佛学之被利用成为救世学说，总的来说是佛学的某些思想与思想家们的现实需要相适合，具体有两方面：一方面，佛学的普度众生、勇猛无畏等思想与他们的英雄主义气概、主观心力的强调相适合（如道德救世）；另一方面，佛学复杂多样的派别主张、精致的抽象思辨与思想家们各自的理论兴趣、学术倾向等相吻合（如章太炎与法相唯识宗）。

本文选取梁启超、章太炎作为分析对象，试图通过对他们的比较分析，揭示在近代“应用佛学”思潮中，在佛学救世的主题下，不同的思想家如何从他们各自的思想背景出发，以不同的学术素养，选取与应用佛学。本文之所以选取梁启超、章太炎作为比较对象，基于如下考虑：其一，梁、章都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都是政论活动家与学者双重身份，且年龄相近，所处时代相同，具有可比性。其二，活跃在近代政论舞台上的有改良派和革命派两大派别，就是他们，把佛学作为救世的思想工具。具体而言，虽然这两大派别由于不同的政治主张而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论战，而且尽管他们因不同的原因择取了佛教的不同方面，但他们都一致认为，佛教有益于时代、有益于社会，能够救世。在佛学救世这一主题中，两个政治派别得到统一。这种异与同，是本文分析的基础与意义所在。其三，梁、章是两个政论派别的代言人，选取他们来进行分析，无论是对于佛学救世本身还是两大派别对佛学的应用，都具有更深刻的意义。(www.xing528.com)

本文在分析中，力图把思想家们的思想放到更广泛的时空范围里去考察，把他们的思想与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康德（Immanuel Kant）、桑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西方思想家有关思想相映照，希冀由此能够对梁、章的思想有更准确清晰的把握，对整个思潮也能够更客观地评价。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着重的是佛学被“应用”入世救世方面，因此，对于佛学所着重的是它与现实需要的接合点，而对于思想家们则着重的是他们活跃于政治舞台积极入世、并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救世主张的时候。具体来说，梁启超以《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为主，章太炎则以《民报》时期为主，至于他们其他时期的思想，本文根据情况会有所涉及。由于每个思想家的思想随着时空变化而有所不同，像梁启超便以“善变”著称，因此，本文这样做，希望能够给人以主次分明、条理清晰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