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13]
可见黄帝、老子之言有密切关系，而且至少从战国后期已闻名。李学勤曾指出：“黄老之学在战国中晚期具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几个诸侯国握有实权的法家人物多学习黄老，如韩国的申不害和韩非、齐稷下的赵人慎到等，都以其学归于黄老。汉代窦太后好黄老之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仍把黄老列为首位。”[14]《论六家要旨》是最早提出“道家”一词的历史文献，然其内容所论是黄老非老子，由此可见，司马谈等汉初人所说的道家，其实就是黄老。[15]由此可见，黄老之学从战国中晚期到汉初的巨大影响。
黄老之学不仅见于上述诸家，还见于稷下代表作《管子》中《心术》等四篇、《韩非子·解老》、《庄子》外杂篇，乃至《吕氏春秋》《淮南子》《鹖冠子》《文子》。另外，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楚简《恒先》《三德》《凡物流形》等篇，也带有一些早期黄老之学的特色。其中，如《三德》的语言与黄老帛书高度类似，不仅出现黄帝之名，而且黄帝是“以天道代言者的身份对人间的政治行为做出直接的指示”[16]。而《太一生水》《恒先》《凡物流形》三篇的内容虽与黄老帛书有所不同，所言之天道面向各异，但同样“以天道（主要是宇宙生成论）作为人事效法依据”[17]。重视天道，以天道作为人事所当效法的对象，是战国中晚期思想的一大特色。
黄老之学大行于稷下，与齐国文化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并发展出与老子之学不同的特性。诚如陈丽桂所指出：
齐自姜太公始封，迄于田氏篡接，始终都是走的尊贤容智、务实尚功的外王路线，重视对现实事物的处理，讲求知识学问的应世之用，不拘守理论，而要求经世。大别于鲁文化之崇礼乐、重教化、推德治，齐学重视领导统御，《老子》学说中一切玄虚、灵妙之道，自然无为之理，到此不能不转化为可操可作的经世之“术”。因此，不论从大时代的需求，还是齐学的传统看来，看似消极、出世、无为的老学，至此都不能不转化为积极、经世、尚功的黄老之学。[18]
“积极、经世、尚功”的稷下黄老之学固然以治国经世为中心，因其尚天道，重因应变化，所以同时发展至几乎所有领域。稷下学者推崇黄帝，在其推动下，黄帝传说在战国时期大行其道。依其传说，黄帝除建国与领导万国外，还发明了主要军事与民生器具、冠冕、宫室城邑、棺椁。他画洛书河图、铸鼎制镜、合符封禅、分别天文，其妃子嫘祖教桑，诸大臣发明各种军用、民用器物，其中仓颉造字、大桡作甲子、容成制历、隶首作数术、伶伦作乐、岐伯论医、马师皇为龙医（兽医），尤其开创了高等文化。依此说，黄帝君臣简直是所有古代文明的开创者。[19]
不仅如此，以稷下学宫为中心，还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附会风潮，它们均以黄帝为名。《汉书·艺文志》中有十二类依托为黄帝的作品，数量庞大。除“小说家”外，如天文、历谱、五行、杂占、房中、神仙、阴阳家、兵阴阳、医经与经方，或源于阴阳家与道家，或与阴阳家、道家有相当渊源，而它们均为齐文化的主流学术。由田齐所主导的黄帝之学，是以道家与阴阳家为主体，参以兵家。[20]其中尤其以阴阳家与道家为基础，吸收了古代的神仙养生与方技之学，开启后代的医家、养生家、房中术与方技，影响极其宏大。黄老之学发展至此，已经包含了一个大文明的每一方面，难怪在汉初能够成为指导整个王朝的学说体系，其内涵早已超越“清净无为”四字，而成为一种宏大的文明体系论述。
从老子到黄老，陈丽桂曾归纳其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种发展趋势：1.由道到气（气化宇宙与精气养生）；2.由道到理、法（理为分道、因道全法）；3.由道到术（虚无静因无不为），其中包含（1）由卑下雌柔到蓄势因时，（2）由清静俭损到虚无静因，（3）道以刑名为核心。[21]到了汉代，黄老道家的基本思想，若依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可归纳为以下五点：1.积极经世；2.博大兼容；3.治国、养生并讲；4.重术尚用；5.与时俱进，灵活弹性，崇古却不返古。[22]
关于黄老、道家与法家的关系，唐兰曾指出，《汉书·艺文志》的道家可以分成三类，而黄老之学代表道家最新的发展。他说：“第一类是古代政治家的著作，如：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第二类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讲道德，主张无为的道家。《文子》《关尹子》《列子》等，大概相近。”[23]第三类则是以黄老帛书为代表的黄老派，并指出：“《蜎子》（环渊）、《田子》（田骈）、《鹖冠子》、《捷子》（接子）、《郑长者》等大体都应属此派，是由老子学派发展出来的一个支派，是讲道法，主刑名的新型法家。”[24]不仅如此，“《申子》《慎子》《韩非子》等都本黄老，而《艺文志》却又别列于法家”[25]。它们均与黄老有密切关系。其实《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等书多佚失或伪托，在《老子》《庄子》之前，并无真正的道家学派。而从老庄到黄老到法家，才是道家在当时最重要的一种发展。(www.xing528.com)
作为战国中期以降盛行的一个学派，黄老之学对法家有根本性的影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26]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27]
作为法家最重要代表的申、韩之学均“本于黄老”。黄老之学，对于许多稷下学者以及法家，亦有根本性的影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28]
唐兰在研究黄老帛书时则曾指出：“从战国中期到晚期，很多法家著作，如：《申子》《慎子》《管子》《鹖冠子》《韩非子》以及《国语·越语》等对此书都有引用，有的还引得很多，说明这书正是战国中期以后流传的黄帝之言。”[29]可见此书能深刻地反映黄老之学与法家的许多重要内涵。
从老庄到黄老，发展出对“术”与“法”的新重视，对之后的申不害与韩非都有根本性的影响。[30]从道到“术”与“法”是个发展的过程，黄老和法家“术”与“法”的观念均源于道。《老子》讲道不讲“法”是表面，其实老子学派深观万物，所以容易发展出“术”与“法”的思想。而韩非的《解老》《喻老》就特别讲《老子》，可见这些思想一脉相承。
《老子》鉴于时代之乱，主张无为与内收以平天下，所以态度上比较消退，虽然其消退中也带有积极性。而黄老帛书以“道法”为平天下之道，态度甚为积极。[31]论法、论形名、“建七政”、“行七法”、论兵、论刑赏、论政治之得失、论国家之安危、论阴阳之理、论事物的规律，态度确实较《老子》更为积极，也符合黄老从战国中晚期到汉初的历史角色。[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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