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儒家与黄老道家的思想斗争

秦以法刑为治,德政严重缺失。汉兴,以秦亡为鉴,“仁义礼乐”的观念重新得到重视,从一开始起即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儒家在汉初的生展还有两大现实基础,一个是政治、社会、家庭秩序的恢复和重建,由此产生了“家族”(宗统)与“国家(天下)”(君统)、“孝”与“忠”的双重对立。另一个现实基础是封国制与郡县制的对立。封建制的施行存在着制度性的危险,即它虽然承认了一个共主,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央,但是这个中央是非集权、非专制性质的,它内在地包含着瓦解帝国政权的分离因素。因此帝国的统治者(特别是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对同姓诸侯王来说也是如此。而帝国内部君统与宗统、统一势力与分裂势力的斗争,乃汉代儒学开展的现实基础。而且,汉儒利用这两重现实基础同其他诸家,特别是黄老道家展开了意识形态的争夺,结果大获全胜,一跃而居于意识形态的核心,并全面制度化。

汉初,黄老道家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黄老在汉初的推展主要有两个现实基础,一个是秦朝过于严酷的法刑统治,而皇帝过于有为,这导致汉人对于“皇帝”内涵的反思;另一个是亡秦之战和楚汉战争对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迫使统治集团不得不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在此背景下,黄老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必然会受到统治集团的高度重视,从而顺利占据意识形态的中心。从汉初至武帝初期,黄老的盛况从信奉它的达官贵人及宣扬它的学者即完全可以看出来,史书明言有惠帝、高后、文帝、景帝、窦太后,有曹参、陈平、郑庄、汲黯,有盖公、田叔、黄子、王生和司马谈等人。(21) 文帝时期,黄老学的重要经典——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远播长沙国。(22) 景帝时期,《老子》“改子为经”,正式立为官学。(23) 而抄写于武帝年间的汉简《老子》,据笔者的判断,很可能是景帝立经本的复抄本。(24)

据史书的记载,儒家跟黄老道家的斗争主要发生在景帝和武帝时期。儒家大抵兴起于文帝时期。《史记·儒林列传》曰:“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虽然文景二帝在政治层面上依然倚重黄老刑名之学,但是在教化层面上很重视儒家经典的传习,《六艺》正是借助于教化而进入高层,影响社会,从而培养新的官僚集团和社会风气的。至景帝时期,通经之儒得到皇帝和朝廷更多的尊重。而就在此时,儒家和黄老道家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进入激烈状态。从景帝到武帝初即位,有三个著名例子很能说明这一情况。

第一例为辕固生与黄生论汤武放杀。辕固生,齐人,治《诗》,景帝时为博士。黄生,亦称黄子,黄老学的领袖,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老师。《史记·儒林列传》曰: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25)

这场辩论发生在御前,有可能是景帝故意安排的。黄生代表道家出场,辕固生代表儒家出场。黄生是驳难方,辕固生是辩护方。“汤武受命”是儒家旧义,黄生批驳这一观点,认为“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而辕固生则辩护了这一观点,认为汤武是“诛”而非“弑”,改朝换代因此具有受命的合法性。争论的焦点在于:黄生根本否认臣下具有受命造反、推翻君上统治的权利,而辕固生则认为臣下在一定的条件或前提下可以宣称受命,进而推翻其君上的统治。辕固生所认可的革命条件或前提有两个,一个是君主施行残暴之政,另一个是天下归心于汤武之类的臣下。从历史哲学来看,双方的辩论均有其合理性,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不过,进入景帝时期,论证汉朝合法性的理论需求大为降低,而论证君臣之位不易和国家统一的理论需要则在强劲上升。从景帝到武帝,汉朝完成了意识形态之基本目标的转换。我们看到,当辕固生举出“高帝代秦”的例子来论证“革命”的时候,景帝立马叫停了整个辩论,云:“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自此,汉代学者很知趣,再也无人敢在朝堂上辩论所谓“受命放杀”的问题。

第二例为辕固生在朝堂非议《老子》书。出场的主要人物除辕固生外还有窦太后和景帝,窦太后喜好黄老。《史记·儒林列传》曰: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26)

《老子》是当时朝野上下俱颂的经典。窦太后喜好《老子》书,召辕固生询问此书妙义,她甚至希望在此过程中听到一些夸奖《老子》的赞美之辞。但是辕固生好儒,生性耿直,他直率地说道:“此是家人言耳!”“家人”即“庶人”“平民”之义。窦太后乃至尊之身,而辕固生却借贬损《老子》而羞辱她,犯下了大不敬之罪,这惹得窦太后勃然大怒。当时,若非景帝出手相救,辕固生差点丢了自家性命。(www.xing528.com)

第三例为发生在武帝和太皇窦太后之间关于尊儒还是尊道的政治和思想斗争。关于事情的经过,史书是这样说的:

(1)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27)

(2) 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28)

(3)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④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一俟登基即干了三件大事,一件重用赵绾、王臧等文学儒士为公卿,再一件议立明堂,第三件批准丞相卫绾举贤良,但不用刑名、纵横之士的奏疏。这些改革措施惹得太皇窦太后大为不悦。次年,窦太后搜集了赵绾、王臧的罪过,武帝于是只好将赵、王等人下吏治罪,并废止立明堂之事。建元六年(前135),武帝“置《五经》博士”。同年,窦太后驾崩。元光元年(前134),武帝随即“罢黜百家”,起用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29) 。以上即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30) 的整个过程。而儒家最终战胜了道家,成功登上了意识形态的宝座。而为何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这个问题主要与帝国的形势及其意识形态的重构相关,儒家提出了一套由“大一统”“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构成、鼓励人君大有作为,并以“阴阳五行”为论证和思维形式的思想体系。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主要是从学官教授、意识形态的建构和仕进之途来说的。它不意味着百家之学从此被禁止,也不意味着修习百家之士从此不能在帝国做官,甚至做大官。事实上,杂学诸家、长于纵横术的主父偃曾一年四迁,官至中大夫,信奉黄老之学的汲黯官至主爵都尉。汉宣帝曾说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31) ,反映出即使儒家的正统地位得到了确立,然而汉朝仍然杂用百家之长。

总之,汉初是帝国意识形态的生长和架构期。围绕王朝受命的合法性和政体、意识形态的建构问题,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黄老、刑名和儒家等都参与了这些问题的讨论,并积极参与意识形态的建设和争夺。通过“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儒家何以能够取得这场斗争的最终胜利?这是因为在景武之间,儒学以《六艺》经学为基础,在吸纳阴阳、名家和法家思想之后作了重新的构造,从而使得其理论自身变得更为厚实、博大和深刻,更加符合日趋强盛之帝国的意识形态的需要。甚至在西汉后期,刘向将阴阳家的德运说改变成为儒家的德运说。反观刑名,则拘守在权术上;反观黄老,则拘守在治术上;反观阴阳,则拘守在德运和自然时节上。三者各得一偏,适不足以担当汉朝意识形态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