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族主要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和手工业，经商是其重要的经济活动。在过去的沧桑岁月里，保安族商人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走南闯北，甚至跨出国门，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养家糊口。在甘肃、青海、西藏、内蒙古和成都、北京、天津、广州、汉口、上海等省市，以及印度、尼泊尔、蒙古、日本等国家，留下了“短脚客”[11]“鞑子客”[12]“松潘客”[13]“中原客”[14]“藏客”“印度客”[15]等这些保安族商人的足迹。虽然他们饱尝艰辛，但在保安族的商业史上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笔。
清末的保安地方，伴随着保安站、堡等行政建制的加强与扩大，不仅成为一条通往西宁和内地的交通要道，而且随着贸易往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业贸易区。当时，保安堡已有“番”“回”商贾百余家，保安四屯居民共千户以上。他们从河州、循化或隆务镇等地购得一些盐、茶、烟、糖或壶、碗、布匹等，去藏区换得一点酥油、水獭皮、漆皮、布匹、珊瑚、藏红花、铝制品、琥珀首饰、手表、颜料等货物，来往辛苦，本小利微。虽然这些收入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得到一些补助，但是终年长途跋涉，生活极不稳定。
民国十七年（1928年），保安族马三十六、马全成、马胡录等10多人第一次经西藏去印度做生意，自此，到印度做生意的保安族人逐年增加，形成了一支经商马队，人数前后累计有500多人次。保安人有句谚语：“备好一马三件，不愁走南闯北。”“一马三件”即一匹好马，一件好皮袄，一杆好枪。(www.xing528.com)
193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16]进藏时，保安商队一直护送他到日喀则，因此，西藏僧俗中有很多保安族的好朋友，他们在路途客栈给保安族商队提供过诸多方便。商队中每年有人结伴而行去麦加朝觐。在新中国成立前，保安族中有一批去过印度的“藏客”和走过四川、内蒙古的“松潘客”，以及来往于上海、北京等内地的“中原客”。保安族商客对促进西北地区的商贸发展，增加经济收入，繁荣经济和推动保安族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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