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与文化环境互动的重要性

像任何其他理性资源一样，应用社会科学的声望，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它的成就的一种产物。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在其中，社会地位与应用无休止地互动。不仅应用影响着声誉，而且声誉也影响着应用。某个学科的社会地位越高，它就越有可能吸引有才华的天才，就越可能获得财政方面的资助，从而它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可能也就越大。结果是，它的应用量更大了，通常，这也就会使它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粗略地考察一下医学或物理学的历史，就会使人们看到学科的文化评价、学科的理性进步与发现的应用之间上述的那种互动模式。

因此，就应用社会科学之利用而言，在对它的任何分析中，评价的文化环境的地位都是基础性的。在这里我们发现，可获得的资料中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空白，它把我们自己限制住了。现在对社会科学流行的评价是什么？这些评价在不同的群体和群体的不同阶层中有什么差别？在时间的进程中，它们是在怎样变化的？显然，对此我们并不了解。人们对社会科学的文化评价也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探讨。

由于缺少证据，对社会科学流行的公众形象以及这些形象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只能加以推测。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这样一种观点为前提的，即这些流行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科学中政策取向研究的探索的范围、探索的人选以及探索的目的。

在有可能发现的社会科学公众形象的诸多侧面中，能够详细地记录下来的并没有多少，而能简要地加以讨论的就更少。经验至少表明了这些形象的以下方面：

客观性：既有人认为社会科学只是伪装成科学的个人观点，也有人坚信它具有严格的客观性；

适用性：既有人相信它是毫无用处的，也有人相信社会科学是拯救社会的方法；

政治关联：既有人认为它生来就具有“破坏”性，也有人认为，只有社会科学资料唾手可得，民主才能适当地发挥其功能；

“代价”：既有人持这种朴素的观点，即只要花费很少（时间和资金）就可以获得科学成果，也有人觉得，要获得可利用的结果，开销太大，以至于获取这些成果是一种“浪费”。

还可以想起流行形象的其他一些方面，但是以上这些也许足以提出问题了。当然，我想先概括地讨论一下前两个方面。

从社会研究可以（而且已经）“用来证明几乎任何事”的这种观点，到它们完全是客观的、是不受研究者个人的偏好影响的这种观点，我们都无法知道这些形象出现的频率。(www.xing528.com)

客户往往只有在社会科学的发现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相一致时，才会公布这些成果，这也许是很典型的现象，而这个事实或许会促使这样一种信念的传播，即这种研究本质上并不是客观的。因此，《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抓住了客户利益与社会科学发现的奇怪巧合得出结论说，事实上，社会科学之风是在它们能被听到的地方刮起的。当一位应用经济学家为产业工会联合会（CIO）提出的研究报告，在其研究结果方面与全国制造商协会（NAM）的专家所提出的相应报告有本质的不同时，《时报》不仅强调差异，而且注意到，很奇怪，不同的研究结果与倡导者竞争的经济地位是一致的。不妨把利益群体的攻击和反攻与他们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加以比较。这不仅是一个“当医生们意见不一致时由谁作决定？”的问题。既然他们显然是以研究为基础的，因而意见的不同也许会使人们认为，应用社会科学并非总的来说是客观的。这个特殊的例子也许可以推而广之，随之而来的就是所涉及的那些学科地位的下降。

要想区分“真的”和“假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很难的，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这种客观性的怀疑。外行人（通常包括行政管理人员和潜在的研究的客户）并不总能把真正的学科探索与另一种“研究”区分开，这种“研究”虽然具有严格探索的所有外部标志（取样、设计、控制等等），但在基础方面有缺陷。之所以会有这种明显的现象，是由于人们对以下现实的一种误解，即对于许多外行人来说，“所有社会研究看起来都一样”。

由于漫不经心、缺少约束、无责任感的“研究”也许会许诺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回报，因而可能会有一种“把无效的研究从有效的研究中驱逐出去”的倾向。在运用决定性的经验对这些假的探索加以检验时，产生的结果可能令人失望，从而也许会导致对社会科学的普遍拒绝。

显然有这样一些热心的人，他们想在社会科学知识中为适用于科学计划的，并且完全可描述的世界寻找一种袖珍指南。另外一些人则把应用社会科学仅仅看做是对显而易见的东西的阐述，因而他们并不认为应用社会科学是政策和行动必不可少的基础。还有一些人，他们认为社会研究在处理微不足道的问题时是适用的，而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它就不适用了。在这里，更多的关于适用性的不同形象的信息和有关比较这些形象出现的频率的信息，对塑造应用社会科学的未来也许是很有价值的。

显而易见，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也许足以应付某些类型的实际问题，而对其他类型的问题完全不适用。因此，特殊类型的市场研究也许能特别满足用户的需要，而对例如宣传的研究，也许就会被证明是典型性的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研究。现在对应用社会科学家的要求也许远远超出了社会科学知识目前的能力水平。只要关于我们现有的知识的详细研究还不能大体上确定，以至于外行人以及应用研究人员对政策决策有前途和没有前途的研究可能有近似的观点，上述现象就会继续导致大量的失望，其结果是，人们会贬低社会科学总体上的适用性。应用社会科学可直接获得成果是一种夸大了的形象，不加限制地承认这一形象是不明智的。 ^[111]

出于对过低评价应用社会科学潜力的不满，社会科学家本人也许会下意识地对社会科学现在的能力提出一些夸大的看法。对应用社会科学的这种宣传也许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和过分的期望，结果导致人们的幻想破灭以及公众对社会科学在任何范围内的应用的不满。

前面的例子对应用社会科学也许相当多的公众形象刚刚有所触及。在这里，我们只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我们对这些形象的范围和出现的相对频率没有适当的信息，第二，这种信息也许是很有用的。全国舆论研究中心（NORC）关于职业的社会地位的民意测验，在某些类型的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等）的相对地位方面有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发现。除了这类有限的资料以外，关于流行的社会科学的一般观念尤其是关于应用社会科学的观念，还存在着一些朴实但不系统的资料。非常有趣的是，致力于研究少数民族群体和种族群体、工会、工商企业等等的标准形象的社会科学家，却还没有开始研究他们自己的流行形象。

显然，需要一种“对应用社会研究的应用社会研究”，以便探索社会科学的公众形象，尤其是在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劳动者以及工商企业中的形象。

所提出的探讨也许会提供适当的行动方针。专家的角色中总是包含着某种重要的信用成分。必须使外行人处在这样一种位置上，在这里他们可以指望专家们所进行的专业化竞争，因为他们的竞争是负责的。与医学和法律行业形成对照的是，应用社会科学家们还没有对他们自己的行业群体的这些问题进行探索。例如，如果发现，社会科学研究不负责任的机构的激增，是应用社会科学总的来说令人讨厌和不实际的形象的一个主要根源，那么，也许有人就会建议整顿这些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