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李德坚持共产国际（经过王明同意）5月同意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此时蒋介石已经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红军主力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面贵州。展开了通道、黎平和猴场等三个回合的斗争。
第一回合，通道会议关于战略方向之争。
中央红军主力通过敌军第四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主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三四道防堵线，以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的确仍然想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阵里钻。
在这一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最高“三人团”提出：红军主力应该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此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六神无主，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准备开会讨论。毛泽东向中央提出意见后，特别注重调查研究，从红军电台截获敌台军令电报中掌握敌军部署，判明敌军已经知道红军主力向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从搜集的敌伪报纸中得知黔军“有派别”，是“双枪兵”（钢枪和鸦片烟枪），无战斗力。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的客观情况，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并且说，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追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
在会上，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从实际出发，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并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认为进贵州仍可向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未固执己见，李德因自己意见被否定而提前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下午7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李德看到这份电报时，怒气冲冲，质问周恩来。周恩来很有礼貌地严肃地回答他：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有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但是，周恩来在最高“三人团”中属于少数，所以在14日中革军委指示还是说：“我西方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可见，红军继续西进与北上湘西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第二回合，黎平会议作出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
红军主力西进，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18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发烧未参加会议，但他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了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地区建立新根据地，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来工作。王稼祥、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正如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所指出：“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这场争论的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3]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提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4]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政治局会议决定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因自己的建议又被否决，很不冷静，大为恼火，粗暴地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提出许多质问。在党内以涵养好著称的周恩来，已忍无可忍，用英语严厉地批评了他。两个人都用英语吵了起来。据当时在场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回忆说：“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着。”博古比较冷静，尽管自己意见被黎平会议所否定，但他还是服从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当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由此看来，中央最高“三人团”已开始分化。
有关黎平会议《决定》的产生，周恩来1943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讲过：
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5](www.xing528.com)
可见，毛泽东在党中央不仅有了发言权，而且还参加了中央红军行动的战略决策。黎平会议采纳毛泽东主张所作出的《决定》，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纠正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第一个决定而载入史册。“当我们到达贵州时，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6]
毛泽东在党中央有了发言权，那些因执行他的路线而被挨整的人逐渐获得解放和起用，如被指责为所谓“江西罗明路线”头头的邓小平就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并且，对主力红军组织作调整，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起用被博古、李德贬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调回总部重新担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将在红八军团任党代表的陈云调回任军委纵队政委；撤消红八军团番号，人员并入红五军团。这样，加强了中共中央和军委纵队的领导。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挥戈西指，赢得了主动，不仅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的部署，而且连战皆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于1937年以廉臣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速占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多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红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7]
第三回合，猴场会议否定了李德军事指挥权。
12月底，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抵达瓮安县猴场（现名草场）。军事顾问李德又过问起军事来，原来他一直主张逃跑，此时却提出在渡乌江前消灭国民党军追击的两、三个师。他在《中国纪事》中还异想天开地说到：“蒋介石的两、三个师，估计是周（浑元）的军队，急速行军从湖南边界向乌江推进，显然是打算在我们渡江时进行袭击。本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袭击并消灭这两个师，因为敌人必须从对岸渡过乌江，而我们可以在江岸这边伺机行动。我认为，我有义务提出适当的建议，但是毛泽东却根本不愿听取。在这种时刻打了胜仗，好像是会破坏他的计划似的。”实际上，此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纵队四个师正向新老黄平逼近。如果听取李德这个脱离战场实际的建议，那么，中央主力红军就渡不过乌江了，结果将不堪设想。
1935年元旦，毛泽东出席在猴场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重申在黎平会议上阐明的红军应去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8]
这个规定，实际上就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给取消了，开始恢复由中央政治局领导中革军委指挥红军行动的正常秩序了。
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王稼祥在《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写道：“在长征到达遵义城之前，毛主席身体欠佳，我也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在宜黄胜利后负了伤，同坐了担架。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引者注：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9]
毛泽东认为，黎平、猴场政治局会议都没有太大震动，觉得王稼祥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很好。因为在第二次反“围剿”前期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讨论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主张打的意见成了少数派，于是毛泽东提议开中央局扩大会议。扩大会议一开，主张打的意见变成了多数，结果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这一次，毛泽东建议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10]
1935年元月2日，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在瓮安县江界河架起浮桥，强渡乌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乌江。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县回龙场、瓮安县江界河、开阳县茶山关等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向黔北地区挺进，将在遵义开会纠正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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