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答最难承受-《菊与刀大全集》摘要

第七章　报答最难承受

日本人常说，“情理是最难承受的。”一个人必须报答情理，如同他必须报答义务一样，但情理是一系列不同色彩的责任。英语中的相对等的词是不可能有的，在人类学家在世界文化中发现的所有奇怪的道德义务范畴中，它是最为奇特的范畴，是日本特有的。“忠”和“孝”是日本和中国共有的，尽管日本在这些概念发生了些变化，但它们与其他东方国家所熟悉的道德规则有着某种同族的类似性。但日本的“情理”既不是来自于中国的儒教，也不是来自东方的佛教。这是一个日本的范畴，如果不考虑到它的存在就不可能理解他们的行动方针。没有一个日本人在谈论动机、良好名誉或男男女女在他们本国面临两难处境时，会不经常说到情理。

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情理”包括一系列参差混杂的义务，从对旧恩的感谢到复仇的任务。毫不奇怪，日本人还没有试图向西方人解释“情理”；他们自己的《全日辞典》也几乎不能为它定义。有一部提到了它，我翻译一下为“正当的方式；人应当遵循的道路；一个人为防向社会致歉而不情愿做的事情”。这并不能给一个西方人讲明它的多少理念，但“不情愿”这个词显出了与“义务”的不同。“义务”，不管它给人提出了多少困难的要求，至少是对其直系亲属、对代表着其国家、其生活方式及其爱国精神之象征的统治者的一组责任。人们负有义务是因为与生俱来的牢固纽带。无论遵从的特定行为是多么不愿意，“义务”也从来不会被定义为“不情愿”。但是“报答情理”是充满不快的，做一个负情债的人的难处在“情理之范围”达到了极限。

“情理”有两个差异很大的类别。我将称之为“对社会的情理”，字面意思是“报答性情理”；另一类我将其称之为“对名誉的情理”是保持一个人的名声和荣誉不被任何诋毁玷污的责任，有些像德国人的“荣誉”的式样。对社会的“情理”大致可以被描述为对契约关系的履行——与此相对照的是“义务”被认为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对隐私责任的履行。这些“情理”包括一个人对其姻亲家属所承担的一切责任；而那些“义务”则包括一个人对自己的直接家人所承担的责任。称呼岳父或公公的词就成了“情理上的父亲”，岳母或婆婆就成了“情理上的母亲”，连襟和妯娌分别成了“情理上的兄弟”和“情理上的姐妹”。这一术语被用来指配偶的兄弟姐妹或兄弟姐妹的配偶。婚姻在日本当然是家庭之间的一种契约，向对方家庭终生履行这些契约义务是“通情理”。对协商这种契约的一代——父母们的情理是最重要的，其中年轻媳妇对她婆婆的情理更重要。因为，正如日本人所说，新娘是到她并未在此出生的家里去生活。丈夫对其岳父母的义务是不同的，但也是很可怕的，因为如果他们处于穷困危难中，他就不得不借钱给他们，还必须对付其他的契约责任。就像一个日本人所说的，“如果一个成年的儿子为他自己的母亲做事情，那是因为他爱她，因此这不可能是情理。”然而，一个人会一丝不苟地履行他对姻亲们的义务，因为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避免可怕的指责：“一个不通情理的人”。

他们看姻亲家属的义务的态度在“入赘”这种情况下最为生动清晰，男人会像女人的样式嫁掉。如果一个家庭有女儿而没有儿子，父母就会为他们的一个女儿挑选一个丈夫，为的是延续家庭的姓氏。这个男人的名字会从他自己家庭的户籍上消除而改取其岳父的姓。他进入妻子的家庭，按“情理”从属于他的岳父母，在他死后也要葬入他们的墓地。在所有这些行为上他都随女人普通婚嫁的精确样式一样。为女儿纳夫婿的原因可能不单单是他们自己缺一个儿子；通常这是双方希望从中获利的一种交易，这被叫做“政治联姻”。女方家庭可能穷困但是门第高贵，男方可能会带来现成的现金以换得在阶级等级上的提高；或者女方家庭可能是富裕的，能使丈夫接受教育，作为对这一恩惠的报答，女婿就签离了自己的家庭；或者女方的父亲以这种方式把他自己和他的公司未来的合伙人联系起来。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入赘”的“情理”都是特别沉重的——这是正常的，因为在日本把一个男子的姓名改到另一家的户籍上是极严肃的。在封建时代的日本，他必须在战斗中站在养父一边，即使这意味着杀死他自己的亲生父亲，以证明自己是在新家庭中。在现代日本，涉及“入赘”的“政治联姻”引起“情理”的强大制约，以日本人能提供的强大的束缚力将这年轻男人系于他岳父的事业或家庭之命运。尤其在明治时代，有时这对双方都有利。但是对“入赘”女婿的不满通常是很厉害的，日本有句俗语说：“家有三合米，决不倒插门”。日本人说这种不满是“因为情理”。他们不说“因为这使他无法扮演男人角色”，如果我们美国人有这样的风俗，我们可能就会这样说的。不管怎样“情理”是够艰难的和够让人“不情愿”的，以至于“因为情理”似乎已成了日本人对负担沉重的关系的充分的表述。

不仅对一个人的姻亲的责任是“情理”；甚至对伯父母、舅父母和甥侄的义务也属于同一范畴。在日本甚至这种相对近的亲戚也不被列为孝道，这个事实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家庭关系的巨大差异。在中国，很多这样的亲戚，以及更多的远亲，能够分享共有的资源，但在日本他们只是“义理”或“契约上”的亲戚。日本人指出，这些人从没有亲自给那些请求得到帮助的人施予恩惠，而这是时常发生的；帮助他们是对他们的共同祖先报恩。这也是一种对关爱他自己孩子的强制力——它当然是一种义务，但即使帮助这些更远的亲戚有着同样的强制力，也只是被认为是属于“情理”。当一个人不得不帮助他们时，就像当他帮助他的姻亲一样，他会说，“我为‘情理’所缠了”。

大多数日本人甚至在姻亲关系之前就考虑到，重大的传统“情理”关系是家臣对其主君及其周围同伙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声誉的男人对他的上级和自己同阶层伙伴的忠诚。这种“情理”的责任在大量的传统文学中得到颂扬。它被等同于武士的德。在德川实现国家统一以前的古代日本，它常常被认为是甚至比在那时对将军的义务即“忠”更为伟大和珍贵的德。当12世纪源氏将军要求一位大名交出他庇护的一个敌对领主时，大名写了一封回信，它仍被保存着。大名深深报怨了对其“情理”的诋毁，他拒绝反对“情理”，即使在“忠”的名义下。他写道：“公务是我个人难于控制的事情，但重名誉之士之间的‘情理’是永恒的真理”，它是超越于将军的权力的。他拒绝“以背信弃义之行为反对他所尊敬的朋友”。^[1]在大量的历史或民间故事中充满了古代日本的这种卓越的武士道德，它们今天在全日本都知道，并被编成了能乐、歌舞伎剧和神乐舞蹈。

其中最著名的是力大无敌的浪人（没有主君，靠自己才能生活的武士）、12世纪的英雄弁庆的故事。除了不可思议的力量之外他什么也没有，他避身寺庙时让僧侣们感到惊惧，他砍倒了所有路过的武士，只为收集他们的刀剑，用来支付把自己装备成封建武士样子的费用。最后他向一个看上去只是个年少纤弱的纨绔领主挑战。但在这人这里他遇到了对手，他发现这个青年是正图谋为其家族恢复将军地位的源氏后裔。此人正是被日本人崇拜的源义经。弁庆向义经表示了热情的“情理”，并为他的事业屡建功勋。但是，最后他们不得不率众从优势敌人武装中逃跑。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为一座寺庙化缘而周游日本的香客，为防被认出，义经装扮成队伍中的一个，而弁庆假装是头领。他们遇到敌人设在路上的警戒卡，弁庆为他们伪造了一卷长长的寺庙“施主”名单，并装作宣读卷册。敌人几乎让他们通过了。然而，在最后一刻，就算义经装成下僚他还是不能掩饰他那源氏贵族的优雅，这一点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他们把这队人叫了回来。弁庆立即又设一法完全消除了他们对义经的疑心。他借一点小事对义经大加斥责，并打了他的耳光。敌人相信了；如果这个香客是义经，他的一个家臣举手打他是不可能的，这样违背“情理”是不可想象的。弁庆的不敬行为拯救了这一小伙人的性命，他们一到安全区域，弁庆就跪在义经脚下请求把他杀了。他的主君和蔼地宽恕了他。

在“情理”发自内心尚未被怨恨玷污的时代的这些古老故事，是现代日本的一个黄金年代的白日梦。这些故事告诉他们：在那些岁月里，“情理”是没有什么“不情愿”的。如果“情理”与“忠”发生冲突，一个人会堂堂正正地支持“情理”。在那时“情理”是一种装饰有所有封建饰物的可爱的面对面式的直接关系。“知情理”意味着终生忠诚于主君，而主君也以关爱家臣来回报。“报答情理”意味着向欠其一切的主君甚至献出生命。

当然，这是一种幻想。日本的封建历史讲到很多扈从的忠诚都被交战对方大名收买。更为重要的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要看到的一样，主君加在扈从身上的任何污点都会使扈从正当地照例离职而去，甚至与敌人进行谈判。日本人赞美复仇主题，并以同样的喜悦赞美至死的忠诚。而它们都是“情理”；忠诚是对一个人的主君的“情理”，对一次侮辱的复仇是对一个人的名誉的“情理”。在日本这是同一个盾牌的两面。

然而，关于忠诚的古老故事对今天的日本人来说只是舒适的白日梦，因为现在“报答情理”不再是对一个人的合法首领的忠诚，而只是对各式各样的人履行各式各样的责任。今天的话常常是充满了抱怨之辞，表达了公共舆论下的压力，它迫使一个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去“通情理”。他们说，“我来商定这门亲事只是为了情理”，“只是因为情理我才不得已给他干这工作”，“我必须见他只是因为情理”。他们常说“为情理所缠”，这个短语在辞典上被译为“我被迫如此”。他们说，“他以情理迫使我如此”，“他以情理逼得我进退维谷”，这些话和其他惯用语一样，意味着某一个人请求说这话的人去做他不想做的一件事，或者想以提出偿还问题使其报恩。在乡间农村，在小商店的交易里，在财阀的上层圈子里以及日本的内阁里，人们都“为情理所迫”和“为情理所逼”。一个求婚者可能这样做，通过以某些老关系或者两家间的交易来给他未来的岳父施压；一个人也可以用这同样的武器得到农民的土地。那被“逼迫”的人自己也会觉得必须要答应；他说，“如果我不为我的恩人（我从他那儿受恩的人）承担，我的情理就会名声扫地。”所有这些用法都有不情愿和“只是因为情面”而顺从之义，这正如日本辞典描述的那样。(www.xing528.com)

“情理”的规则是严格的要求报答的规则；它们不是像摩西十诫一样的一组道德规则。当一个人为“情理”所迫，就会被假定为不得不践踏他的正义感，他们常说，“我因为情理而不能行正义”，“情理”的规则也与爱邻居如爱自己没有关系；他们并不要求一个人在行动上发自内心地自发地大度。他们说，一个人必须通“情理”，因为，“如果他不这样，人们将称他为‘一个不通情理的人’，他就会在社会上感到羞耻。”正因人们会这样说，这使遵循“情理”如此必要。的确，“对社会的情理”在英语中常常译为“遵从公共舆论”，辞典还把“这没办法，因为这是对社会的情理”译作“人们不会接受任何其它的行动方针”。

正是在这个“情理的圈子”里，与美国人对清付一个人借出的钱的约束力的类比最能帮我们理解日本人的态度。我们不会认为一个人必须对收到的一封信、得到的一个礼物或被告知的一句及时的话这样的恩惠加以严格偿还，就像必须坚持支付利息和偿还银行贷款一样。在这些金钱交易中，破产是对失败者的惩罚——一种严厉的惩罚。然而，日本人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报答“情理”就破产了，而生活的每方面接触都很可能招致这样那样的“情理”。这意味着美国人毫不介意、不会想到涉及到义务的细微言行都被记录在帐。这意味着小心翼翼地行走在一个复杂的世界。

在日本人对社会的“情理”观念和美国人对偿还金钱的观念之间还有另一个相似点。“情理”的报答被认为是一个精确的等价偿还。在这点上“情理”完全不像“义务”，不管一个人如何去做，“义务”永不会甚至大致地得到满足。但“情理”则不是没有限度的。以美国人的眼光看，对最初的关爱给予不成比例的报答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不是日本人看它的方式。我们认为他们的赠礼也是奇特的，每家一年两次按礼节样式包裹起某样东西作为六个月前所接受礼品的回礼，女佣人的家庭则年年都会带来礼品作为对雇佣她的恩惠的回报。但是日本人忌讳以更大的礼品回礼的，回赠“纯天鹅绒”不是光彩的事。一个人对礼物能说的最为蔑视的话之一就是送礼者“以海鲤（一种大鱼）还小鱼”，在报答“情理”时也是这样。

只要有可能，相互交换的网络就会被记录下来，不管它们是劳力还是物品。在村子里其中的一些是由头领做的，一些是由劳动组^[2]中的一个人做，有些则是家庭和个人的记录。对一个葬礼按惯例会带上“香钱”。亲戚们也会带来彩色的布匹以作为送葬的幡旗。邻居们都来帮忙，女人在厨房，男人挖坟地和做灵柩。在须惠村，头领把这些事情的记录做成了书簿。这是死者家庭的珍贵记录，因为它显示了他们邻居的礼物。它也是显示了当其他家里有人死后应相互还礼（这将会得到尊敬）的那些名字的一份名单，这是长期的互惠关系。在任何村子的葬礼上，正如在任何一种宴会上，也有短期的相互交换。制作灵柩的帮忙者被款待用餐，所以他们就带一些米到死者的家里作为对他们那顿饭的部分偿付。这些米也会进入首领的记录。在大部分宴会上客人们也会带来一些米酒作为聚会饮料的部分偿付。无论是出生还是死亡的重大时刻，还是插秧、建房或者一次社交聚会，“情理”的交换都被仔细记下来以备将来回报。

日本人还有另一种关于“情理”的习俗与西方的关于还钱的习俗相类似。如果偿还延至期限以外，它就会增加，就像带来了利息。艾克斯坦博士讲了这方面的一个故事，他与一位日本制造商打过交道，这位制造商曾资助他到日本旅行以收集他的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艾克斯坦博士回到美国写书并最终把手稿寄回日本。他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收到回信。他自然担心起来，害怕在这部书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冒犯了日本人，但是他的几封去信依旧不被答复。几年之后制造商给他打了电话，说他已在美国，而且不久以后就会带着几十株日本樱花树到艾克斯坦博士家造访，礼物是丰厚的。正因为搁置了很久，慷慨大方才恰如其分。礼物赠送者对艾克斯坦博士说，“一定是的，你没想着让我迅速回报吧。”

一个“为情理所逼”的人常常被迫偿还随着时间增长的情债。一个人可能向一个小商人请求帮助，因为他是这个商人童年时代的老师的侄子。由于作为一个年轻人，学生没有能力报答他的老师，情债随着逝去的时光积累起来，那个商人不得不“不情愿地向社会先行致歉”。

【注释】

[1]引自朝河贯一《入来院文书》，1929年版。——原注

[2]劳动组：原文为“work-party”，日本农村中按照互助关系组成的劳动集体。——日译本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