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大全集》：武士准则中的义士之道

第三章　义

我们在这里要阐述的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规诫。对武士来说，没有什么比卑鄙、无耻、阴险、狡诈更令人憎恶、唾弃的了。“义”这一概念，也许不太准确——也许太过于狭隘了。一位著名的武士将“义”定义为决断力，他说：“义就是在一定理由下对一定行为的决断，决不犹豫——需要死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死，该攻击的时候就猛烈地攻击。”另一位武士对“义”的定义则是“义就是人体的脊梁。如果没有脊梁，人就不能站立。因此，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才能或者渊博的学问，如果没有义照样不能成为武士。有了义，其他的一切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并慨叹说：“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在这里，我们“如同在一面模糊的镜子中”看到三百年后在另一国度中的伟大导师（基督）的教诲。他说他的路是一条义路，通过这一条义路，一切失去的都能找回来。也许我有点离题了。在孟子看来，义是一个人重新获得失去的乐园所必须要走的正途，是一条笔直而狭窄的正途。

在封建社会晚期，天下承平日久，武士阶层开始拥有大量闲暇的时间，由此而产生了对各种各样文娱艺术的爱好。但是，即使如此，与擅长学问或艺术的名号相比，义士仍然被认为是高于一切的称号。在我们的平民教育中普遍流传的四十七士的故事。

在一个以阴谋诡计作为战术、以弄虚作假作为战略的时代，这种率直真诚的男子汉的美德，就像最耀眼的钻石，受到人们最高的赞誉。义与勇是武士之德的一对孪生兄弟。不过在谈论勇之前，让我先来谈论一下义的派生词。这个派生词最初与“义”很接近，后来区别越来越大，越来越远离它的本源，最终成为一个已经被大众所接受的另外一个词，就是“义理”。所谓的“义理”，它的字面意思是正义的理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的演化过程中，它带上了一种模糊的义务感，一种公众舆论期望义不容辞地去履行的义务。从词源上讲，它意味着纯粹而朴素的义务——因此，我们说我们对父母、上级、下级乃至对社会等所负的义务。在这里，义理就是义务。除了正义的道理要求和命令我们去做某事，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成为义务吗？难道正义的道理不该是我们的绝对命令吗？(www.xing528.com)

义理从根本上说就是义务。我敢说，这个词的出现源自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的行为。比如对父母所做的一切，爱应该是唯一的动机，但如果缺乏爱的话，就必须有另一种权威来加强这种孝道和虔诚。这种权威就可以表达为义理。用义理来表达这种权威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如果爱不能够再使人产生具有美德的行为，那么就一定要求有助于人的理智，而他的理智就一定会促使他相信正确行为的必要性。其他的道德义务也同样如此。当直接的义务成为重负时，义理就会介入，以避免人们逃避义务。

如果以此来理解，义理就是一个严厉的监督者，手握皮鞭去鞭打懒惰懈怠者恪守本分。它在道德上处于第二位的力量。作为一种动机来说，它当然比不上基督教的爱的教义深刻。爱乃是“律法”。在我看来，义理是人在社会条件下作用的产物。在这个社会里，出生的偶然性和不合理的偏袒决定了人的阶层，家庭是社会的单位，年龄比才华更受到尊崇、更优越，自然的感情则常常屈服于人们随意制定的习俗。正是由于这种人为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义理逐步成为解释或者认同某种行为的借口。例如，为什么一个母亲在必要的时候为了救长子而可以牺牲其他的孩子；或者，为什么一个女儿必须出卖她的贞操来还清她父亲挥霍所欠下的债务，诸如此类。在我看来，义理是从作为“正义的道理”为开端的，但最终却常常向诡辩屈服。它甚至堕落到胆怯的害怕和责难。在这里，我可以用司各特关于爱国主义的议论来解释义理，“因为它是最美的情感，因此常常也是最可疑的情感，是其他情感的虚假的面具”。不管把“正义的道理”用得过度还是不足，义理都会成为一个可怕的词语。形形色色的诡辩和虚伪躲藏在它的羽翼之下。如果武士道没有一种敏锐而正确的勇气、果敢而坚韧的精神，那么义理就会轻而易举地变成怯懦的巢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