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的五失本与三不易

一、道安:“五失本”、“三不易”

最早从事佛典翻译理论总结的是东晋道安法师，其在晚年总结性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14]中对其主持和长期佛典翻译工作进行了理论总结，这便是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

其云“五失本”为: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丁宁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记，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15]

这是讲，翻译佛典的过程中，在语言表述和经典组织形式方面，有五个因素导致“失本”:第一，梵文多倒装句，而在翻译过程中使之符合汉文语序;第二，梵文质朴而汉文辞藻华丽，在接受方式上有明显区别;第三，梵文反复重复，不厌其烦，在汉文翻译过程中多予以删除;第四，梵文经典的最后有提要似的总结，汉文翻译过程基本予以剪裁;第五，梵文在结束一个话题，进而叙述下一个问题时，往往将前面问题再次叙说，而在汉文翻译时全部删除。这样就导致翻译过来的汉文佛典同梵文佛典的文本“失本”。

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失本”之“本”并非是“本质”之“本”，而是文本形式的“本”，即是属于形式方面的不同。而真正属于本质方面的则是道安所谓的“三不易”: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16]

这是说，佛典翻译的特殊困难有三:第一，佛陀说法因人因时因地，按照佛教经常的说法就是佛因众生根机而说法，而对汉地的芸芸众生，在儒道的文化背景熏陶下，接受佛理的困难可想而知;第二，佛陀的微言大义，无穷奥旨，绝非世俗所能接受，即使佛陀运用众多的譬喻解说，亦有可能导致世俗所接受的恰是后世禅宗所说的误以“以指为月”的后果。又更何况圣智与末俗相隔千年;第三，佛典的最初结集是五百阿罗汉字斟句酌、反复穷究的结果，而如今无论翻译者还是接受者都为世俗轮回中众生，又怎不能不为之畏惧。

总体上讲，“三不易”其实更接触到了佛典翻译的实质，抛开宗教层面的论述，它其实更牵涉到文化背景、中印理论上的本质差异，乃至包含所有翻译的根本悖论在内。

因此，道安发出如此感慨:(www.xing528.com)

涉兹五失经【本】，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正当以不开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何复嫌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17]

实际上，道安这里隐含着对当时包括自己周围的翻译作品的不满和无奈。在道安所作的《阿毗昙序》中这样写道:

以建元十九年，罽宾沙门僧迦禘婆，诵此经甚利，来诣长安。比丘释法和请令出之，佛念译传，慧力、僧茂笔受，和理其指归。自四月二十日出，至十月二十三日乃讫。其人检挍，译人颇杂义辞，龙蛇同渊，金鋀共肆者，彬彬如也。和抚然恨之，余亦深谓不可，遂令更出。夙夜匪懈，四十六日而得尽定，损可损者四卷焉。^[18]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道安对“三不易”时时保持着惕厉的态度，但对“五失本”则随时有所取舍。在《阿毗昙》的翻译当中，僧伽提婆的最初译本显然被彻底否定，而最终代之以类似编译的成品，其中，最主要的是“损可损者”，即对“五失本”中后三项任其所失，但对前两项，道安似乎有着特殊的坚持和癖好:

赵郎【文政】谓译人曰:“《尔雅》有释古释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赵文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开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19]

就此而言，对于佛典翻译中的文质之争，道安是注重于其“质”的方面，但这个“质”由于此时中国佛教学者自身佛教素养和外文能力的缺失，总的来说，尚未达到圆通的地步。《出三藏记集》卷九所录的释道慈的《中阿含经序》对道安时代的长安译经颇有微词:

《中阿含经记》云:昔释法师于长安出《中阿鋡》、《增一》、《阿毗昙》、《广说》、《僧伽罗叉》、《阿毗昙心》、《婆须蜜》、《三法度》，《二众》、《从解脱缘》，此诸经律，凡百余万言，并违本失旨，名不当实，依悕属辞，句味亦差，良由译人造次，未善晋言，故使尔耳。^[20]

此评价或许为实，特别对于道安译经集团的昙摩难提恐怕是非常适合的。昙摩难提(法喜)，兜佉勒(即“吐火罗”、“大夏”，现阿富汗一带)人，前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到达长安，先是中土群经未有《四含》，坚臣武威太守赵正欲请出经，^[21]于是昙摩难提译出《中阿含经》五十九卷，《增一阿含经》四十一卷，此外尚有《三法度论》二卷，后来，六十卷本的《中阿含经》和五十一卷本的《增一阿含经》、二卷本的《三法度论》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内都被僧伽提婆分别在庐山、建康译出，代替了昙摩难提的旧译。

综上所述，道安在前秦所组织的翻译佛典活动，由于有苻坚政权的支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也是中国佛教翻译规模化和正规化的开端，其中也给后世翻译佛典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总的来说，道安的翻译过于强调“质”，导致许多经典后世在此基础上重新翻译，流传到后世的翻译经典也十分有限。这也是当时中国佛典翻译的实际状况，“六家七宗”的出现也与此种翻译状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