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史学论著奖及本科生奖

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本科生奖

教学改革与史学人才培养

———兼论“白寿彝史学论著奖”设立的意义

◎杨共乐　梅雪芹

以我国著名史学大师白寿彝先生的名字命名的首届“北师大白寿彝史学论著奖（学生奖）”颁奖仪式在北师大历史系全体老师的积极努力下，在广大学生的踊跃参与下已经落下了帷幕。它是北师大历史系为落实国家“文科教学和科研基地”建设计划、培养跨世纪史学人才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围绕着“白寿彝史学论著奖”，历史系还举办了“学术讲座”、“论著写作指导”、“古籍阅读指导”、“论著讨论和讲评”等一系列活动。全系除一年级外的所有同学和绝大部分老师都参加了这次规模空前的活动。它给历史系带来的影响已经超出了颁奖本身。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从这次活动中获取了丰厚的营养。它表明历史系在教学改革方面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

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系在白寿彝、龚书铎、唐赞功等教授的主持下，在国内率先进行了以课程机构改革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原来讲四年的两门通史压缩到两年，同时开设包括国别史、断代史和专门史在内的选修课，形成了一、二年级以基础课为主，三、四年级以选修课为主的新的教学体制。这一改革对于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促进教师科研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历史系的这项改革成果也因此于1989年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学改革成果奖。

进入90年代以后，尤其是历史系被国家教委首批列为“文科教学和科学研究基地”以来，系领导和广大教师对大学生的培养更加重视，“白寿彝史学论著奖”的推出正是历史系在认真总结大学教学数十年来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措施，其侧重点是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对学生进行阅读和写作指导是大学教学的重要内容。按照历史学基地人才培养的要求，学生经过四年的学习，毕业时应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而衡量这一科研能力的根据就是要有较高水平和质量的论文。但在现行的培养方案中，确实也存在着重课堂教学，而忽略阅读和写作指导；重知识传授，而忽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倾向。应该说，历史系在课程安排上是认真推敲、煞费苦心的，但在对写作课的重视上显然不尽如人意。这种培养方案上的缺陷，严重地影响了学生对“基础”的理解和认识。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我们的学生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只重分数，不重写作；只重课堂知识，不爱实际锻炼；只重课堂学习，不重课本外钻研、研究等不良现象。近年来，历史系尽管拟订了一系列办法，如规定一年级须有读书笔记，二年级须有学年论文等，力图用这种方法来弥补学生在阅读和写作上的不足，但效果并不理想。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学生人数多，指导教师少，指导力量相对薄弱。而毕业生分配办法，又对学生毕业论文的训练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本来安排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因找工作等原因几乎不足一半，有的甚至更少。学生敷衍毕业论文的情况愈演愈烈。论文质量下滑已成定势。更为甚者，有的甚至还抄袭和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这与我们的教育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严峻的客观现实迫使历史系的领导和老师作出选择，要么听其自然，要么大胆改革。经过反复的讨论和研究，历史系的老师们终于达成共识，即必须在继续搞好课堂教学的同时，加强对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培养。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历史系推出了旨在提高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的“白寿彝史学论著奖”。实际上早在6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就提出了历史系教学改革的三部曲。他说：“解放以来，我们的课堂教学经验还是相当多的，今后的课堂教学有一部分是需要继续提高的问题，有一部分是需要开辟门径、进行创造的问题。对阅读指导和写作指导，我们史学系的经验就显得不够了，今后主要是如何对这两方面进行创造和积累经验。同时如何使这三个方面，不是互相牵制而是互相配合、互相推动，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学问可以研究的。”^[1]因此，历史系的这次改革是继80年代初白寿彝等先生在全国率先进行课程设置改革以来，在历史学教学方面所采取的又一重大步骤，是上次改革的继续和深化。它对于史学人才的培养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所推动的论文写作活动，与现有的诸如读书笔记、学年论文等写作训练不尽相同。每位参与的同学都有教师指导。这些教师有多年的教学、科研实践，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治学经验，同学们在论文写作的每个环节上都得到了他们的具体指导，因此在选题确定、资料取舍、写作技巧把握和理论运用等方面，都受到了一次严格的训练。

“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活动的上述特点及其取得的成绩充分地说明，“对于学习写作的人来说，经过必要的指导跟没有经过指导，有时不只是在学习上有迟速难易之别，并且有入门跟不入门之别”^[2]。参与这次写作实践的同学，不仅初步养成了追踪学术动态的习惯，而且大都学会了开展科研的方法：如何确定论文选题，怎样搜集与运用原始资料，如何把握写作技巧，从而初步做到学术的规范化。

在“白寿彝史学论著奖”的写作训练中，师生共同参与、相互磋商，既深化了课堂教学，又增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了解。

有指导的写作训练，对于同学们巩固所学、加深对课程的理解，大有裨益。因为同学们的论文选题很多就是他们平时看书、听课时所发现和存疑的问题。他们提出这些问题与教师共同思考，一起分析。问题解决了，同学们原有的知识基础更牢固了。同学们通过与老师直接深入的全面交流，对教师的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也有了切身的体会和了解。老师们指导学生写作，严格要求，认真把关，要求同学反复地推敲、修改，突出论文的重点和中心，从而使论文水平上一个台阶。这次参赛的论文大多数立论新颖、议论朴实、逻辑严密、结构紧凑、文字平实，有的论文甚至达到或超过以往毕业论文的水平。

教师通过指导一篇或数篇论文，对文中涉及的问题有了更深刻、更清晰的思考，同时，他们对于学生的知识结构、基础状况、能力高低等有了更准确、更全面的认识。这有利于他们今后的教学工作，使他们能更好地做到因材施教，帮助优秀学生更好、更快地发展，早日成才。

首届“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活动，从系里组织动员，到同学们最后提交论文，前后不过半年多时间，绝大部分同学参与了此项活动。毕业班的同学在面临实习、考研、择业等多重任务的情况下，仍积极参与。同学们是充分利用暑假和节假日，抓紧一切空余时间，才最终写出了令人满意的文章。有的论文被评获奖。这表明学生能否充分利用时间，是他能否取得成就的重要保证之一。

此外，能否树立信心，知难而进，亦是获得成就的关键之一。同学们在读书或写作过程中，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活动开始时，有些同学产生畏难情绪，有的甚至“打退堂鼓”。但大多数同学在困难面前不畏惧、不退缩，并且得到了指导老师的及时鼓励和指导。于是，当他们感到“山回峰转疑无路”的时刻，却发现原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结果同学们科研上的自信心大为增强了。

通过这项活动，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系统、严格地进行写作训练，变被动、机械地接受知识，为主动、积极地参与研究；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最终解决问题，他们无不积极地思考。同学们的理论水平提高了，逻辑思维得到了锻炼。更可喜的是，师生共同参与这项活动，营造出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这种氛围不啻是一片肥沃的土壤，旨在培养史学人才的基地，必定会从这片土壤中获取充足的养料，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原载《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

“白寿彝史学论著奖”设立的意义及发展历程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本科生奖”自1997年设立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届。创办这一本科生科研竞赛活动，对于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本科生人才培养工作，深化历史教学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白寿彝史学论著奖”设立的意图

北师大历史学科自设立至今，在一些著名学者如侯外庐、陈垣、白寿彝等先生的领导下，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史学人才。1994年，北师大历史学科被教育部确定为首批“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之一。为推动历史学基地建设，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本科生进行史学研究训练，以培养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水平人才，我们在调整课程设置、改革教学方法的基础上，于1997年在本科生中特别设立“白寿彝史学论著奖”。这一奖项的设立，集中体现了我们历史学基地建设的意图。

首先，我们以白寿彝先生的名字来命名史学论著奖项，旨在激励同学们继承我院的优良学术传统和白先生严谨、勤奋的治学精神，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勇于攀登史学新高峰，使北师大历史学科能够不断涌现优秀的史学人才。

其次，在本科生中特别设立科研奖项，旨在转变人才培养观念和模式。我们力图通过论文写作习练，使学生了解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掌握查阅资料、研读文献、驾驭史料、阐发论点的基本方法，以便他们在学习和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具备一定的史学研究能力。由此将着重于知识传授的老办法改造为知识传授与科研实践相结合，以突出学生能力培养的新模式。

最后，在本科生中开展史学研究活动，旨在激发他们学习历史的热情，培养他们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学生在史学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必然会接触到一些原始史料，在对这些史料进行判断、取舍、应用过程中，势必会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增强历史责任感，产生对历史的敬意。同学们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兴趣，又会反馈到教学中，促使老师们更好地因材施教，改进教学。

二、“白寿彝史学论著奖”开展情况

“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本科生论文竞赛活动，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十届。每届活动从动员同学参加，到最后评奖、颁奖，历时一年左右，广大同学积极地参与。同学们写作认真，反复征求指导教师的意见，认真修改文章。参赛学生比例基本稳定在基地学生的60%左右。老师们都参加了论文写作指导工作。院里还专门成立了由教研室主任与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组成的论文评审委员会。从历届获奖情况与参赛论文质量看，同学们的论文写作水平在稳步提高。

历届获奖论文都是在指导教师的仔细评阅和评审委员会的认真评议下产生的。第一届二等奖11篇、三等奖17篇；第二届二等奖12篇、三等奖18篇；第三届一等奖4篇、二等奖6篇、三等奖10篇；第四届一等奖5篇、二等奖6篇、三等奖10篇；第五届一等奖6篇、二等奖12篇、三等奖17篇；第六届一等奖6篇、二等奖15篇、三等奖14篇；第七届一等奖7篇、二等奖17篇、三等奖22篇；第八届一等奖6篇、二等奖9篇、三等奖13篇；第九届一等奖4篇、二等奖11篇、三等奖13篇；第十届一等奖3篇、二等奖5篇、三等奖6篇。老师们严格要求，对于获一等奖的论文严格把关，只有符合学术规范，选题较新，有一定独到见地的论文才能获一等奖。这样，在第一、二届参赛论文评奖中一等奖空缺，从第三届开始一等奖论文数量稳步增加，表明获奖论文水平不断提高。

在历届获奖论文中，不少同学的文章颇具特色。一些论文已达到发表的水平，或再予修改即能发表，有的文章已经发表了。这是一个可观的成绩，说明我们的学生具有相当的科研能力和学术素养。

这里，举几届获一等奖的论文稍作说明。96级苏麓垒的《共和理想的流产与民主社会的诞生》（第四届），利用北师大、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以及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参考了大量西文原著佐证自己的观点，文章立论公允，文笔流畅，反映作者具备了较高的驾驭资料、进行学科研究的能力。98级王峰的《清末民初的京剧票界》（第四届），采用了采风田野作业的方式访问了许多票友，颇具特色。2003级武可的《对汤因比论世界前景的误读》（第9届），在认真细致收集、审读、分析不同文本，尤其是英文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比较合理的概括，显示出作者在史料考据与观点提炼方面具有相当的能力。2003级杨帆的《从民国二十年江苏无锡的抢米风潮看农村的土地占有和农民生活状况》（第十届），通过对无锡这一中国当时最富庶地区经济的衰变，透视了社会特别是农村不同阶层的生存状况，从历史的细部提示了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及其发生方式，佐证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有关理论。可以说，作为本科生的论文，这些文章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此外，从第三届“白寿彝史学论著奖”评选活动开始，正好与南开大学牵头的全国第一届基地生论文大赛时间相衔接。我院选送在“白寿彝史学论著奖”中的部分获奖论文参赛，每届都有论文获得一或二等奖。在“全国第二届基地生论文大赛”上，我院送交的论文获“全国史学论文新秀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名。而第四届基地生论文大赛上，我院推出的四篇论文全部获奖。北师大历史学院因此多次受到基地生论文大赛组委会的表彰。

当然，从历届论著奖竞赛活动的开展情况看，同学们无论在学习方法还是在学习态度上还存在一些问题：（1）每届活动中都有部分同学出于各种原因没能坚持做完，失去了一次直接与老师交流的机会。（2）在论文的科学规范方面还有待提高。（3）在文字表述、用词以及语言的驾驭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4）一部分同学的题目选得过大了，很难驾驭。（5）还存在写作态度、学风等问题。

三、“白寿彝史学论著奖”的意义和影响

“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而推出的一项重要的举措，这项活动的开展对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和史学等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它表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教学改革方面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同时又具有勇于创新的精神。在教学改革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一直是走在前面的。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白寿彝、龚书铎、唐赞功等各届领导的主持下，在国内率先进行了以课程结构改革为中心的教学改革。这项改革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促进教师科研水平等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并在1989年获得了国家优秀教学改革成果奖。90年代以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总结以往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陈出新，深化教学改革，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白寿彝史学论著奖”的设立，正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教学改革方面所采取的又一重大步骤，是对80年代教学改革的深化，也是对白寿彝先生关于教学改革设想的进一步实现。白寿彝先生曾经提到：“解放以来，我们的课堂教学经验还是相当多的，今后的课堂教学有一部分是需要继续提高的问题，有一部分是需要开辟门径、进行创造的问题。对阅读指导和写作指导，我们史学院的经验就显得不够了，今后主要是如何对这两方面进行创造和积累经验。同时如何使这三个方面，不是互相牵制，而是互相配合、互相推动，这里面是有很多学问可以研究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当前的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使同学们经历了一次严格的、规范化的科学研究训练。北京师范大学是一所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的大学，加强对学生教学和科研两方面的规范化训练显得至为重要。“白寿彝史学论著奖”的论文写作与一般的论文写作练习不同，是对学生进行的正规的、严格的科研训练。参赛的每位同学都可以选择教师予以专门指导。在这些学术造诣深厚的教师的指导下，同学们的科研水平迅速提高，在写作能力、驾驭史料以及治学态度等方面都受到了严格的训练。通过参与“白寿彝史学论著奖”写作活动，同学们不仅养成了追踪学术动态的习惯，而且初步具备了论文写作的能力，掌握了开展科研的方法。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对于学习写作的人来说，经过必要的指导跟没有经过指导，有时不只是在学习上有迟速难易之别，并且有入门跟不入门之别。”的确，开展“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活动，有助于历史学院学生掌握治学方法，摸索治学门径，为今后攀登史学高峰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使师生间增强了交流、加深了了解。学生的选题大都是他们平时看书时积累和思考的问题，通过“白寿彝史学论著奖”论文的写作，老师给予同学最直接的指导，不仅解决了学生的存疑，使学生对此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而且也增进了老师对学生的了解，使老师能够更好地因材施教，更好地帮助学生早日成材。同时，学生通过与老师的直接接触，对于老师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也有了切身的体会，这对于学生以后的学术研究来说是影响终身的。而且，通过有组织的论文写作活动，老师和同学都以极高的热情积极参与，这对于我们历史学基地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四，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我们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启示。如科学研究如何贴近现实的问题、思维训练与科学研究的关系问题、科学研究中的学风和治学毅力问题等，都是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必将进一步促进我们的教学和基地建设，使我们历史学院能够在传统的基础上再创辉煌。

总之，“白寿彝史学论著奖”的设立是北师大历史学科教学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连续十届“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本科生论文竞赛活动的开展已显示了良好的成效，师生们在这项活动中获益匪浅。这一活动所营造的浓厚的学术氛围，老师和同学们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的热情和参与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等，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历史学科本科生人才培养意义重大。

服田力穑，乃亦有秋

———学习先秦史的体会(www.xing528.com)

◎历史学院2001级本科生　李　凯

《尚书·盘庚上》：“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古代先民认为，就像把网系在纲上一样，做事情应当有条不紊；就像农人治田一样，用力耕作才得秋收。初识这句话是在本科时代的历史文选上，后来有幸在本科期间读书，接受“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本科生奖”的写作指导，之后能够随晁福林先生学习先秦史，才渐渐体会到这是怎样一种恢弘自如的气度。朴质的古谚，讲出了人类生长遂成的过程中最为深刻的道理，无论怎样的投机取巧、自作聪明，无非是哗众取宠之类的徒劳；而真功夫、真学问只能被那些不畏辛劳且持之以恒的人获得，在这一点上造物主对每个人都公平。

参加“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是每个北师大历史学院本科生最获益的事情。我们不仅景仰以白先生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前辈学者的道德文章，而且更感谢自己论文指导老师的耳提面命、精心指导。因为这样严格的学术训练，可以在学生的精神世界中建立良好的学术规范，知道如何打基础，培养问题意识从而有能力写论文。晁福林等先生在这一过程中给予了我们非常大的影响，要之如下。

首先是吃透基本文献，下“三年不窥园”的苦功。这些必须坐冷板凳的学问，走捷径是不行的，因为没有基础写文章就是无根之木。

（1）熟悉古代基本文献。《尚书》、《左传》、《国语》、《诗经》这些文献，晁老师常说是必须用一辈子读的书。感谢学校让大三、大四与研究生几年有充裕的时间供自己支配，不为杂事而分心。这一点，对于历史系学生巩固基础是何等的重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历史系资料室有足够的传世的古代文献与大家著作供我们读，这些大专家的著述已经为后来的学子求学答疑铺平了道路。

（2）读先秦史不懂古文字是不行的。晁老师常说学习古文字最好也是最笨的办法就是抄，说王冠英先生在读赵光贤先生的研究生时，抄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卜辞通纂》、《金文丛考》以及所有值得抄的文字资料，在夏天热得头顶手巾，脚放水盆，几经寒暑。这一点我们是小心翼翼地做的，格外受益。抄着抄着，就体会到抄书也有巧拙之别。所谓拙，就是急于求成，贪图数量地抄书，即使费非常大的力气，可头脑中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欲速则不达，虽多亦奚以为。所谓巧，就是不贪多，而是持之以恒，更重要的是需要精读。首先是思考专家论断之何以然。在大四时，罗新慧老师曾说过，考察一个字的字源与流变，对于正确释读古代文献多么重要，后来我就尝试着抄《说文》的部首与相关的段注，体会到这种溯本穷源的做法正是专家立论的重要依据，抄书必须重视这些才能知道专家何以如此认为。其次，抄书必须重视专家的分歧。郭沫若先生的《大系》、陈梦家先生的《断代》、唐兰先生的《史征》三部大书中一致的观点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悬而未决之疑案。这样抄的过程中势必要注意这些分歧点，仔细思考何以产生这些问题，是否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思考下去，效果是很好的。有时候，把自己攒下的几本笔记信手翻阅把玩，能把疲倦与烦恼扔到九霄云外，乐不必言。

（3）拜读学术大家的经典之作让人醍醐灌顶。晁老师常举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与《两考》的例子，两文从致广大且尽精微的角度把一般人读书一扫而过的盲点钩沉出来。读古代文献时把前辈大家的著作对读，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陈梦家先生的《尚书通论》、童书业先生的《春秋左传研究》、于省吾先生的《双剑让多群经新证》、《诸子新证》以及高邮王氏、俞樾、刘文淇等清人的著作对阅读古代文献带来的帮助极大。有的未必是通读，找重点篇章精读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4）带着问题读书让人记忆非常清晰，可以避免通读不知所云的毛病。这种感受来源于童书业先生的《春秋左传研究》，童先生按专题排列，不同于清人《左传》研究的疏正，令人耳目一新。于是自己学着童先生的样子，把众多专家关于同一问题的论述合并来看，包括殷周宗法问题、生谥死谥问题、周公称王问题、西周年代问题等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大问题，多闻厥疑，择善而取对于积累知识与训练思维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精心选题，努力创新，是文章的生命所在。

先秦史的研究走到了21世纪，新出土的资料猛增。不可否认，《左传》、《尚书》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但是对于新材料激增的今天，仅停留在前辈学者已经吃透的传世文献上，挖掘空间实在是有限的。自从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公布的简帛文献以及新出大量有铭文的青铜器，每一件新问世的文物都是对传统认识的检验与补充，因为它们是先秦社会的第一手资料，比传世文献更可靠，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显得非常必要。于是我自不量力，不揣浅陋，对感兴趣的豳公须皿、作册般鼋、柞伯鼎、五年师史簋、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铜器若干铭文在专家研究的基础上作了浅显的探讨。这种新材料的研究是前沿的，必须建立在很好的文献基础上，所以这也是促进自己深入读书的方式。

最后，老师鼓励我们把文章投出去接受学界专家的检验，但是一定慎重把关：

（1）写文章必须有问题意识。老师屡次强调问题意识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作用多么重要。没有问题意识，文章将一片散沙，自己的见解会淹没在众说之中。这一点在近一年以内我的体会更深。在去年的秋天我把最初的习作《作册班鼋再笺》交给罗新慧老师，罗老师指出文章虽有新意，但问题分散；做文章不应该模仿金石学家写琐碎的札记，而是向历史学家学习，从文物中洞见社会制度等大问题。后来仔细推敲，又有新的体会，于是两次大删大改，定名为《作册班鼋与晚商射礼》，问题显得集中许多。每次习作，问题意识总是一个大问题。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仔细打磨其中棱角，用意详审，反复推敲了。

（2）习作中必须小心求证。孔子说要“多闻厥疑”，但更要“慎言其余”。先秦古书也罢，地下材料也罢，没有多少不是“疑”的，所以引用起来必须格外小心，这一点做起来是不容易的。往往自己在习作中容易忽视“慎言其余”，是因为证据不多，也是因为想刻意求新，所以强为之说不少。这一点，晁老师、罗老师多次在我的文章里找到“不必然”的结论。老师曾说，所谓新意不是拍拍脑袋就能出来的，一定是深入研究、小心求证、反复检验甚至自我斗争的结果。

（3）行文注意章法，尽量减少支脉。经过几篇习作的写作，体会到想把问题写得面面俱到是不大可能的，不如索性集中一点，忍痛割爱，把不相关的枝节删掉，相关问题点到为止即可。晁老师在课上引钱穆先生的引文在精而不在多的观点，对我们初学写文章的学生来说是很有用的。但是忍痛割爱的过程不好受，恐怕也要慢慢来，不能心急。

（4）应学会自己改文章。晁老师经常引用他的导师先秦史大家赵光贤先生的话“文章应放一段时间反复修改”来教导我们，赵先生总是让学生写好的习作不要马上着急投出去，应该锁在抽屉里，等自我良好的感觉随时间减少后再修改，反复再三，一篇文章少说也要打磨一年半载。晁老师也曾引用过余英时先生的经验，说余先生每立一说，导师杨联陞先生就从四面八方攻击其缺漏，使之受益无穷。自己的习作也试着这么做过，也曾请不少师友大雅斧正，但是时间隔得短，还没有跳出头脑中写文章的思路，效果不尽如人意。对于心急的年轻人来说这是磨炼性子的过程，应该自己给自己把好关，再广泛采纳师友的意见。

（5）读书与作文相互促进。一遍自然记不住，天道酬勤，熟能生巧。老先生们常说，文献读得越熟越能发现大问题。继续扎实文献与金文功底，学无止境。

感谢“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本科生奖”的训练，感谢北师大有这样高水平的导师来指导我们的学业，感谢生活给我们相当优越的学习环境。我们因我们生在中国并且能够接受如此光辉灿烂的文化而骄傲，定当颐情致于典坟，夙夜敬事而无负今日，这是每个历史系学生的职责。

历史研究的最初体验

———参加“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活动之心得

◎历史学院2001级本科生　曾媛媛

2003年，还是一名大三本科生的我参加了历史系举办的“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本科生奖”学术活动。当时的我虽然已经是历史系大三的学生，通过将近三年的听课学习已储备了一定量的历史知识并对史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和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平时的课堂学习的作业也没少做，但对于真正的史学研究还真是从未切身体验过。能够尽早地经历一次真正的史学论文的写作过程，不仅可以运用已学到的历史知识和史学理论，而且可以通过对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的解决学习到更多、更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为将来的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活动对于所有在读的本科生，特别是将来有志于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同学而言，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和学术实践的机会。于是，我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主动参加了2003年的“白寿彝史学论著奖”论文写作。回顾整个论文的写作经历，我深深体会到了“知易行难”的道理。

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须具备以下几点：选题的创新性、资料的权威性、论证的逻辑性以及结论的科学性。首先要从我的选题谈起。我的参赛论文题目的选定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基本上是我自己的学习兴趣与指导老师的学术兴奋点的自然契合。在两年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学习之后，我对俄国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三伊始，我便毫不犹豫地选了由张建华老师开的俄国历史与文化的专业选修课。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我不仅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了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对俄国知识分子问题、政治文化问题以及俄罗斯思想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纵观俄国历史的发展进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俄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问题正是我想研究的。我将自己的想法与指导老师说明之后，老师首先肯定了我的想法，并告诉我他近期正在做俄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我的选题的方向没有问题，但是我选的题目太大，并不是一篇小论文所能解决得了的，不如选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进行研究，以小见大。通过与老师的进一步协商，我的研究对象最终确定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在1905年革命前后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

选题确定后，我进入了繁杂而艰苦的资料搜集阶段。开始我对搜集资料根本摸不着头绪，总觉得找不到资料。我也曾直接向指导老师要资料，可老师却总让我自己想办法，我心里很是着急。和指导老师交流之后才明白，并不是老师不想帮助我，而是想给我在实践中锻炼和发现的机会。因为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史料的搜集是一门硬功夫，不仅要全面而且要真实可靠。史料的搜集过程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这其中的技巧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才能体会得到。在老师的指点下，我首先搜集与我的选题有关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它们的解读，我不仅了解了这一问题的学术史和研究现状，而且还从一些已被使用过的史料中发现更多对我有帮助的搜集史料的线索。顺藤摸瓜，我很快就突破了史料搜集的难关，找到了米留可夫的回忆录、以米留可夫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资料文集，还有由米留可夫创建的立宪民主党的相关资料。在这些资料的搜集过程中我有很多意外的收获，比如，对国家图书馆的各项读者业务的熟悉，利用网络资源搜集资料的技巧……此外，我还深深体会到了张老师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良苦用心，如果指导老师直接把相关的资料给我，我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在开始论文的写作之前，不能没有论文提纲，而提纲的确立正是建立在对史料的充分解读之上的。虽然我的第一外语是俄语，并早就通过了大学俄语的国家四级考试，但面对一本本俄文原版专著，我还是不习惯，心里还是有点发憷，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看完，于是我就强迫自己先硬着头皮看。从书的前言、序到目录再到具体章节，我按照正确的阅读习惯，不断阅读，不断总结并及时做读书笔记。渐渐地，我摸索到了俄语泛读的方法，体会到了泛读的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仅能够熟练地运用精度和泛读，而且积累了大量的专业俄语词汇，这对于我后来的研究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对史料解读到一定程度，便可以拟定论文提纲，开始论文的写作了。有了前面的锻炼与积累，我在这一环节并没有遇到特别大的困难。对当时的历史事件的描述以及对米留可夫的政治思想的总结与分析，我还写得比较顺畅，可是到论文的结论部分，需要提升一个高度，将米留可夫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放到整个俄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俄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中去定位、评价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写作的吃力。于是我又专门看一些思想史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仔细体会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维度，结合对当时的俄国历史背景的思考，并不断与指导老师进行交流。最终，在老师的反复指点和我的反复修改之下，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终于完成了。记得论文初稿完成的当晚，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

这篇学术论文不仅是老师的心血与我的汗水的结晶，更是我自身学术经历的一座里程碑，它见证着我从学习历史到研究历史的心路历程。

参加“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活动的感想

◎历史学院2004级本科生　贾　浩

“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本科生奖”是全国各大学历史系中为数不多的面向本科生的史学论文写作活动，对于历史专业的本科生来说能参加这个活动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我此次在汝企和老师指导下，有幸参加了“白寿彝史学论著奖”写作活动，感到十分荣幸。

我的论文题目是《“醉拂菻弄狮子”考》。我对宋人蔡絛的笔记《铁围山丛谈》很感兴趣，《铁围山丛谈》卷六提到的一种名为“醉拂菻”的金带引起了我的注意。“拂菻”是中国古代对拜占庭帝国的一种称呼，所以我认为这种金带可能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有关。在汝企和老师建议下，我用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搜索到了不少与“醉拂菻”金带有关的资料，并决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同时，我在沈从文先生的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狮子如何在中国落脚生根》、《狮子在中国艺术上的应用及其发展》两篇论文中找到了。沈从文先生认为“醉拂菻”的造型是胡人戏狮，因此又称“醉拂菻弄狮子”，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他列举了许多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形式，并在《狮子艺术图录》收录了“醉拂菻弄狮子”造型的艺术品，使我们看到了“醉拂菻”的实际形象。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沈从文先生的大量手稿被查抄，现在收入《沈从文全集》的两篇专论文章是沈先生在手稿被查抄后凭记忆写成，或编辑根据发还的残稿整理成的，一些资料已经散失，难以看到沈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更多见解。

现有的研究成果中，与狮子艺术有关的相对较多，但在沈从文先生之后，极少有人提到“醉拂菻”。目前为止，似乎只有林英先生的《从地理的空间到想象的空间———唐宋画史中拂林图的演变》（《艺术史研究》第七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文对“醉拂菻”做了考证。林英先生认为“醉拂菻”就是宴饮中的胡人，而我认为沈从文先生的见解更合理。因此，我决定以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为线索，搜集更多的资料，寻找“醉拂菻弄狮子”这一造型产生及演变的过程。

我于2006年“五一”期间开始动笔，8月初完成了初稿，汝企和老师指出了初稿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修改方案。经过修改，全文终于在9月上旬完成。

这次写作是我第一次自主选题完成的论文，实际上是对我这两年来的学习成果进行了一次检验。进入历史学院两年多以来，我对历史学习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下面就略微谈一谈这些感受：

首先，掌握古汉语和外语这两门基本课程至关重要。何兹全老先生在开学时就强调了这两门基本课程的重要性，这在平时的课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一年级全年开设的中国历史文选和二年级开设的历史文献学课程不仅锻炼了我们阅读古文的能力，也使我们掌握了一些重要目录书的使用方法，这些知识在这次写作中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中国历史文选课对断句训练非常重视，这让我在使用没有标点的电子版《四库全书》时省了许多力。课程设置也体现出了对外语的重视，世界近代史和西方政治思想史课都下发了大量英文材料，可以使我们直接接触原著。

其次，中国史和世界史两门通史课程既强化了基础知识，也使我们对通史有了新的认识。与中学的通史课相比，这两门通史课不仅内容更加丰富，而且采用了全新的视角，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这为我们在学习过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帮助。讲授通史课的老师使用了各种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如果我们将来从事历史教学，这些宝贵的经验也会给我们很大帮助。

最后，史学理论和中国史学史课程的开设使我们接触到了各种史学理论，了解历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有助于我们在阅读史学著作时更好地理解作者的理论体系，也为我们自己的写作提供了理论方面的指导。

系资料室拥有极其丰富的藏书，为我们深入学习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特别是通过这次论文写作，我更加体会到资料充足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证据，就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资料室丰富的藏书为我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

具体到这次写作中，我也有不少收获。由于这次的选题比较偏，有关资料少而分散，时间跨度又很大，必须使用《文献通考》、《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工具书，锻炼了我使用工具书的能力。此外，电子版《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极大地方便了资料检索，并且使我看到文献的原貌，这对我相当有帮助。《铁围山丛谈》版本不一，关于“醉拂菻”的记载有许多讹字，而《四库全书》收录的《铁围山丛谈》质量较好，为资料校对提供了参考。本文的选题涉及范围比较大，使我接触到了艺术史、宗教史和中外交通史方面的相关知识，开阔了眼界，特别是系资料室收藏的大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和《文物》、《考古》期刊为论文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由于本文写作时使用的重要参考书J．F．Haldon的《七世纪的拜占庭》只有英文版，一定程度上也锻炼了我的外语阅读能力。因此，这次论文写作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全面增长知识、提高能力的学习过程。

指导老师汝企和先生为这篇论文的写作提供了细致指导，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最后，还要感谢历史学院为我们提供的这次学习和锻炼的宝贵机会。

【注释】

[1]《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179页。

[2]白寿彝：《历史教育与文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