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

中共八大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道路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的大会。中共八大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第一， 八大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的战略决策。

党的八大通过的刘少奇所作政治报告的决议，在分析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国内主要矛盾发生的巨大变化后，得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结论。大会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但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降为次要矛盾。因此，党的工作重点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党的工作重点及时的战略转移，是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作了马列主义的科学总结。这是八大路线的基础和核心，也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这一战略决策，符合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正确判断没有坚持下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了改变。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了这一观点。这样就很难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面，而逐渐地偏向阶级斗争。这种局面，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改变。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第二，八大制定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和建立新的社会经济体制方案。

为了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尽早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八大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五”计划期间积累的经验，特别借鉴了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在生产上提出了必须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即在肯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重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阐明了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辩证关系。八大决议指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我们必须根据原料、资金的可能和市场需要，积极发展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轻工业的发展，结果将反而削弱重工业。

在发展速度上，八大提出了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综合平衡稳步向前发展的方针。也就是在充分分析了我国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市场等诸方面条件后，正确估计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性，积极地而又稳妥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八大还提出了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着中央过分集权的弊病，要求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权力，发挥两个积极性。八大提出了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权，保证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力。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9月20日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所提出的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他说：“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a对于陈云的这一思想认识，大家都认为很好，毛泽东也认可。但可惜的是，以后没有按照陈云的意见去做，而是走了一条相反的路。

第三，八大作出了扩大人民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决策。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的国家工作，八大强调了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强调进一步发展人民民主，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并且具体提出了4个必须加强，即必须要用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批评监督的办法，用加强机关中下级工作人员对上级机关批评监督的办法，用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国家机关监督的办法，用加强各级国家机关中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办法，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二是强调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建立健全的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样做的依据，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过去战争年代，“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a董必武在剖析人民群众不重视和不遵守法制的历史根源时指出：人民群众对于一切法制的轻视心理是千百年来国家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品，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这也就增加了党和国家克服这种心理的困难”。因此，他强调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a。这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建设民主法制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问题。

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
新华社稿

第四，八大分析了党执政后的状况，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正确路线和方针。

加强党的建设，是党的八大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党的八大文献中，无论是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还是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以及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都涉及如何发展党内民主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的问题。八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把党的建设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是明确宣示开展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建设。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后，肃清反革命分子残余的斗争还在全国各地激烈地进行着，而朝鲜战场上弥漫的硝烟，则从外部直接威胁着政权的稳固。此时，中国共产党还未能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国家管理的工作重点，尚未把自己称为领导党和执政党。进入1956年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政权的稳定巩固，随着我国阶级关系发生的根本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党和执政党。为此，刘少奇在《政治报告》的第六部分“党的领导”中指出：“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到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党本身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则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a这是党第一次把自己称为领导党和执政党。把党称为领导党，特别指出党是执政党，这个宣示对于开创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执政党和革命党的显著区别在于，只有执政党才有完全充分的条件开展党内民主。虽然在战争年代，革命党可以提出有关党内民主的设想、步骤、目标，但却苦于不能很好地去实践和实现。正因为这样，党的八大确认党现在是在执政党的环境条件下开展党内民主建设，“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应该坚决地“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持续“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a这些论述，开创了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新局面。

二是科学界定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八大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这个规定把七大党章中“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改成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宋任穷在大会发言中，对此解释说：“在问题尚未决定以前，允许自由发表意见，进行辩论；但在问题已经多数决定和上级批准以后，就需要完全服从，坚决执行。”b这就说明，民主和集中是实行党内民主的两个过程，民主的过程是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集中的过程则是对民主议论商讨进行表决的集中，是体现民主的权威。八大政治报告甚至要求“在党内，必须善于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学习，善于听取同级的和下级的不同意见，善于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组织关于政策问题的自由、切实的讨论”。(www.xing528.com)

三是实行党内事务公开。在中共历史上，八大可以说是一次最公开、最民主的党代会。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提倡民主和公开，他指出：“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和政府的下级组织，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a在八大期间，开了很多的大会，如开幕式、闭幕式、政治报告和专门报告、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等。而且，许多代表的发言也安排在大会中进行。在八大的大会上，还有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的领导人和我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以及国内外新闻记者，可谓八方人士云集、民主气氛浓郁，大会上的报告和发言第二天就能见报。八大会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公开出版了八大文献汇编，除汇集了大会主要文献外，还收入了作为大会代表的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主要负责人和有关方面代表性人物在大会上的发言。八大所公布的会议资料，为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所罕见。这样的做法，使所有的人都很满意，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四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强调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b为了以实际行动反对个人崇拜，在八大的文件包括政治报告、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甚至都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当然，这是一个复杂问题，已有人对此进行了解读和研究）。八大反对个人崇拜，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发扬。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有益的作用。应该说，在八大之前和八大期间，党和毛泽东本人对个人崇拜是警觉的，并且带头反对了个人崇拜。不幸的是，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八大之后中共党内的个人崇拜没有被制止，并且后来发展至严重的程度，造成严重的后果。但这不是八大的错误，而恰恰证明了八大的预见是多么的正确。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新华社稿

五是建立党代会的常任制。设立党代会和党代表的常任制，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说：“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a这个建议，很快被吸收到八大党章修改稿里。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宣布，党中央“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对于建立党代会常任制的好处，邓小平指出：“党章草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因此，原有的党的各级代表会议制度就不需要了。党的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大大减少了代表选举工作的负担，代表大会在任期届满以前，可以随时召集。由于每年开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就可以开得简便一些。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按照新的制度，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它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问。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a

但八大关于建立党代会常任制的主张，后来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发动“大跃进”的会议）后，由于党内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没有再召开过全国代表会议，根本谈不上实行了党代会的常任制。九大以后的党章，干脆取消了代表常任制的规定。直到1988年，关于建立党代会常任制的主张又开始在一些地方党组织得以试点实行。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此明确肯定，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建立和完善各级党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度，是为了使各级党的委员会能够更好地发展党内民主，工作更正确有效。

六是实施严格有效的监督。党的八大十分重视监督问题，把它上升到根本制度的层面来认识，指出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b实施严格有效的监督，其重点在于监督党的干部，应抓好干部管理工作。八大指出，“党应当沿着这个方向，把干部管理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全党任何部门、任何职位的干部都受着党的认真的监督和具体的帮助，使党的干部的质量，不断地得到提高，而这也就是全体党员的质量不断地得到提高的主要条件。”a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施严格有效的监督，不仅依靠来自党内的监督，而且还要依靠来自党外的监督。八大指出，搞好了党内的监督并不能代表一切，党外的监督具有明显的特点，这是因为“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当然，“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

七是探索党的领导职务任期制。八大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曾经设想建立一种制度，保证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实行领导职务的任期制。为了实行领导职务的任期制， 1956年夏季，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过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设想。9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再次申明：“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一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b因此，在八大党章里出现这样的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个名誉主席，实际上就是为毛泽东预留的，但后来并没有实现。

为探索党的领导制度，在八大期间毛泽东还提出许多建议和设想。比如他向党中央提出了分一、二线的设想，支持更年轻的同志主持一线工作。他准备退居二线，做些政策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工作，并在适当的时候不再当党的主席。这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他谈到下一届中央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时，举荐了邓小平和陈云。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一连讲了七个“比较”：“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

其实，毛泽东对艰难斗争岁月里成长起来的才干突出的邓小平的器重由来已久，并总是不失时机地把邓小平提拔到更为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不断增长其思想政治水平和领导能力。他认为，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1952年8月邓小平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又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显而易见，毛泽东是将邓小平作为党的接班人之一来培养的。

对于陈云，毛泽东评价也很高。他称赞道：“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平和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a毛泽东如此评价和推荐邓小平、陈云，其实就是要使全党对他们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在为党的后续领导人作人才储备。因为毛泽东曾在会上明确表示自己为维持现状派，而陈云和邓小平是少壮派。八大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中央书记处设立总书记，中央常委除了七大时的毛、刘、周、朱外，又增加了更年轻的陈云和邓小平。事实证明，毛泽东选择陈云和邓小平是十分英明的。陈云和邓小平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发挥了他人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与考验后，他们成了众望所归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主要成员。

在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执政还处于初期时，八大就开始探索党的领导职务任期制，可以说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尽管此事在八大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夭折了，但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开头，改革开放之后探索领导职务任期问题就少了很多阻力。党的十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2007年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健全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回避、交流制度。

综上来看，中共八大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规定了各方面比较明确的方针政策，堪称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设计的第一个蓝图。八大的成就，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