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就一般意义的宗教而言，梁漱溟非常认同佛学思想，也对佛教推崇备至，而且他的思想体系也充满着佛教学理。尽管如此，梁漱溟却反对佛教为现世所用。
在梁漱溟身上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有的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张力。虽然在个人的价值选择上，梁漱溟侧重于“佛教”；但是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梁漱溟身上同样具有兼济天下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意识，这是传统士人对自身使命意识的认同，其间透露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和勇于承担使命的献身精神。他在一次历险后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这段近乎狂妄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梁漱溟的社会责任心和济世救民的情怀。民国初年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危机全面爆发的年代，在危机中，梁漱溟的忧患意识与救世意识唤起了他的使命感，逼使他“出佛而入儒”。
近代中国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佛法自空门释子涌入居士长者之间，知识界也开始竞相研习佛理、佛学，思想家也公然宣称为佛门弟子而兼治佛学；佛学也开始由重视来世往生、极乐净土的外在超越和即心是佛的内在超越，转变为重视人生和对现实世界密切关注的佛学。在这种趋势下，学术界和佛教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太虚、刘仁航、梁启超、谭嗣同等都主张利用佛法救济世人、鼓舞人心。但是，梁漱溟却坚决反对，他说：“上海刘仁航先生同好多的佛学家都说佛化之大兴可以救济现在之人心，可以使中国太平不乱。我敢告诉大家：使佛化大兴，中国之乱无已。”[26]
根据佛教的教义，世界上的一切纷争，其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人类的私欲和争权夺利。因此，佛教要人们去掉贪欲，不求名利。近代一些佛教人士就是想用佛教来匡救世风，使天下太平。梁漱溟认为：“今日之患，不是争权夺利，而是大家太不争权夺利；只有大多数国民群起而与少数人相争，而后可以奠定这种政治制度（引者注：指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可以宁息累年纷乱，可以获持个人生命财产一切权利。”[27]佛教对于社会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在梁漱溟看来是过于理想化了。
梁漱溟反对佛教为现世所用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佛教的出世思想。佛教的根本动机就在于厌倦生活，寻求出世。在他看来，佛教只关注现实生活以外的事，不谈现世生活。这样，导致了佛教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多大的生存空间。即使佛教界的一些人士想用佛教来匡正人心，改良社会也不得不改变佛教原来的面目。他还批评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只看到了佛教慈悲勇猛的精神，却避而不谈佛教的出世主张给现实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这是在为佛教隐讳。因此，他的结论就是：“总而言之，佛教是根本不能拉到现世来用的；若因为要拉他来用而改换他的本来面目，则又何苦如此糟蹋佛教？我反对佛教的倡导，并反对佛教的改造。”[28](www.xing528.com)
作为一个儒家，梁漱溟的“反佛”在历史上也是有其根源的。自唐代古文运动兴起以来，儒家的主流思想便一直以“攘斥佛老”为其重要职责，把佛教道教视为重要异端。而回顾中国的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与佛教的冲突，最直接的就是佛教的出世主义明显违背儒家所主张的伦理纲常等礼教制度。所以，两家争论的焦点，也就主要集中于佛教的出世主张。在梁漱溟这里是如此，在另一位早期现代新儒家——熊十力那里也同样如此。
近代中国的累年纷乱和人心动荡，有其深刻的阶级原因和社会原因，因此，梁漱溟反对用佛教来改变世道人心、改良社会的说法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梁漱溟的新儒学立场使他不可能在人生和社会两大问题上都选择佛学。否则，提倡儒学还有什么必要呢？所以，尽管梁漱溟对佛教推崇备至，在其哲学体系中，也糅合了印度佛学，但是却坚决反对佛教为现世中国所用，也坚决反对对佛教的改造。
梁漱溟反对佛教为现世所用，因为宗教的出世思想和要求人们必须有所作为的时势是不相符合的。既然宗教的路走不通，那该走什么路呢？梁漱溟的答案是“孔子的路”。这条特殊的路“同宗教一般的具奠定人生勖慰情志的大力，却无借乎超绝观念，而成功一种不含出世倾向的宗教；同哲学一般的解决疑难，却不仅为知的一边事，而成功一种不单是予人以新观念并实予人以新生命的哲学”[29]。
也许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整个有关“儒学是否是宗教”的讨论，不过是代表儒家圣化或世俗化的两种倾向：“一种要将孔孟神格化，将儒家建构成一个宗教系统，以便于更有效地维系社会与政治；另一种取向则要将孔孟视为一种理性的、道德的社会改革者。而这两种取向的终极关怀，既非儒家，亦非宗教，而是国家”[30]。正是出于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梁漱溟选择了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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