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国民抵抗去奴仆化的成果

自由民权运动是一场极不彻底的民主化运动，相当多的学者对这种不彻底进行了分析。^注505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并没能提供对自由民权运动意义的全面的理解。从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长远成效和从对日本民众长远的政治影响来看，不得不承认，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一直被大大低估。不认识这种政治和社会成效，就无法理解以后的日本民众究竟是怎样成为国民的，也无法理解大正民主运动为何会再次兴起。

（一）政治成效

按笔者的理解，这种政治成效至少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政党政治的发展促进了民众的政治觉醒

1873年，板垣退助等人直接领导自由民权运动，积极进行政治结社、组织政党等活动。他们成立了爱国公党，提出了政治纲领《爱国公党本誓》，并向国会提出了《成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在当时还禁止民众结社的时刻，这样的公然结党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政府压力，爱国党两个月后便被迫解散，但板垣等人又在此基础上结成爱国社，开始酝酿新的政党。

1874年5月，明治政府与体制外人士举行大阪会议，就建立民党及议会达成四项妥协。^注506大阪会议后，政府对民权运动更严厉的压制反而激发了爱国社的重新活跃，以及地方上更积极的政治结社运动。1880年，爱国社第四次大会成立了“国会开设期成同盟”，以此取代爱国社并提出了有八万多人署名的要求开设国会的请愿书。这使明治政府终于把制定宪法提上议事日程，同时还使天皇颁布了开设国会的诏令。这两项成果促使了自由民权运动将中心转移到组建现代政党上来，并使政府不得不承认政党的合法性。

1881年10月，以板垣为首的民权派以“国会开设期成同盟”为中心成立了自由党。这是日本第一个民党。其党章规定自由党目标为“力图扩大自由，保障权利，增进幸福，改良社会”，“确立善良的立宪政体”。后藤象二郎、马场辰猪等民权左派也合流过来。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为了能在即将开设的国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也纷纷组织政党。1882年，以大隈重信为首的立宪改进党成立。自由党以卢梭的民约论为依据，强调主权在民，而立宪改进党则将英国的立宪思想奉为楷模，强调主权在君。一个激进，一个渐进，二者区分十分明显，同时其支持基础也有差异，但它们皆以藩阀政府为共同敌人。同年3月，政府成立了以福地源一郎等人为首的立宪帝政党，以与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对抗。与这三大政党相呼应，全国各地相继涌现出许多政党，总数达数十个之多。

政党在日本的确立和繁盛，是自由民权运动长期与政府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在这一时期，尽管政党活动频繁，但严格地说，政府依然是“超然内阁”^注507，真正以议会为舞台，以政党竞争方式进入议会的政党政治在大正时期才得以出现。但客观地讲，政党政治的基本框架是自由民权运动期间奠定下来的。借助原有的自由民权运动基础和议会这块天地，政党在艰难处境中有了实质性的发展。能够成立政党，拥有政治纲领，能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进行政党联合，就具体政治目标向政府施加压力，这已经是日本政治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

面对政府的压制，议会内各政党不是束手就擒，而是表现出一定的反抗精神。在第四届帝国议会上，自由党的弥生俱乐部发表明确声明，表示要继续与政府斗争。立宪改进党尽管已经与自由党反目成仇，但在反对藩阀政府问题上，其议员集会还是与自由党一起，就经费节减、与民休养生息、人权保护等问题集体对政府施加压力。不属于上述两党的民权派议会议员也组织了同盟俱乐部，并声明说“当务之急是固守立法权，监督政府行政，承担立宪责任，纠正旧有的政治弊端”^注508。这种对政府的监督意识、作为政党存在的责任意识以及政党之间齐心协力的态度，是造成政府压力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日本政治能够急速地向近代国家转化，自由民权所引导的政党政治是巨大的推动力量。政党政治出现之后，日本政治无论如何保守、封闭和绝对主义化，始终无法阻挡现代化潮流的步伐，政党因议会的开设而出现，政党的成立得以合法化，政党的基本形态得以固定。尽管帝国体制是排斥政党的，议会一开始并不以政党为中心，^注509但政党还是因帝国议会而不可阻挡地存在。在日本史上第一次众议院的总选举中，各政党都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其人数超出选举名额的四倍，显示出高度的参政热情，^注510 议会内各政党就在与政府的不断斗争和妥协中，一步一步向前发展。最后的结果，促使政府在甲午战争后不得不开始放弃“超然主义”，日本政治权力结构开始转型。日本政治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政党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于民众来讲，自由民权的思想转变为具体的政治组织，并展开与政府的较量，这是一种时代精神的洗礼。参与精神、进取精神、博弈精神和责任意识已经开始进入渗透到社会生活中，而体现这种存在的便是政党。远山茂树指出，国民开始拥有叫作政党的具有一定纲领的经常性政治组织，这件事本身意义就很大。^注511政党政治构成了促使民众政治觉醒的最好的制度框架，日本民众长久以来对政治的淡漠开始逐步变成为利用政党表达对国内外政事的意见和对自身权利的强烈要求。在这个过程中，臣民意识逐渐被生长起来的公民意识所渗透、所改变。

2.通过推动实现立宪政治训练了民众的政治能力

立宪是近代国家的必然要求，制定宪法，开设国会，这一建议很早就被提出来了。但是对于制定怎样的宪法，开设怎样的国会，政府内部官僚存在较大争议。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推动立宪，迫使政府兑现在明治维新前后许下的开设议会的承诺。

板垣退助退出政府后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向政府呈递建议书，要求召开全国性民选议会。他指出议会的设立与国民铸造的关系，“今日我政府应为之事，则要立民选议院，在使我人民振起其敢为之气，辩知分任天下之义务，得参与天下之事，则阖国之人皆同心焉。”^注512板垣也因此获得“立宪代议政府的守护神”的美誉。19世纪70年代末，群众政治运动逐步兴起。据统计，1879～1881年，全国地方人士组成了近两百个政治团体。为了敦促政府订立宪法，召开国会，他们举办各种活动，发行刊物，巡游乡村，进行演说，署名请愿，签名人数有时多达20多万，对政府造成了极大压力。1880年11月，“国会期成同盟”召开第二次大会，集结了全国六七十名代表，顶住了政府以所谓集会条例进行的镇压，做出了“无论花费多少时间，不开设国会并目睹其成果绝不解散”的决议。大会还决定次年10月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将各自拟定的宪法草案带到会上进行研究。^注513

由民间起草的、属于民权派的宪法草案，就目前所知有近二十篇。^注514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小野梓等人草拟的《私拟宪法草案》（1879年2月），是现存的第一份完整的宪法草案；^注515（2）交询社小幡笃次郎、小泉信吉、阿部太藏等人起草的具有英国立宪倾向的《私考宪法草案》（1881年）；（3）福泽门下的民权派永田一二参照交询社的宪法草拟了《私草宪法》；（4）立志社的《日本宪法预想案》（1881年9月）；（5）植木枝盛的《日本国国宪案》（1881年8月，也称《东洋大日本国国宪案》）。前三个草案传播较广，影响较大，采取温和主义，有限制地保障人权，立法权采取了天皇和国会共有的妥协立场。后两个草案则较为激进，确定国民主权，采取一院制，人权保障是无条件的且内容较为详细，承认抵抗权和革命权。其中植木枝盛的草案更是以主张地方自治和使日本成为联邦国家而引人注目。他的这份草案超越了明治启蒙思想，成为自由民权运动反政府斗争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此外，在东京都五日市城外一农庄所发现的一份明治时期草拟的宪法草案《五日市宪法草案》^注516，其中一条便提及国会权限，它甚至可以修改政府官员以至天皇所提出之各项计划。^注517该草案还规定政府若不遵循诸民平等原则，或违背财产所有权，或伤害邦国之防御，“国会得有权竭力主张反对之言论，并得溯其根源，拒绝公布之。”^注518这是草根阶层要限制国家权力的典型体现。

在当时，这些草案堪称先进和优秀，只是并不为明治政府所认可。这些关于宪法的主权在民的条款和划时代的构想还没等扎下根来，宪法的研究和起草运动就消失了。但是，自由民权派没有等待政府的宪法起草，就自主地研究和草成了独自的宪法草案，这种努力是非常可贵的，宪法草案的传播也给政府以强烈冲击。政府必须就宪法和国会提出足以对抗自由民权运动的设想。1880年12月，元老院整理出的第三次草案中提出三权分立的设想，遭到了伊藤博文的严厉斥责。^注519伊藤打算在宪法制定前先操纵舆论，便和大隈重信和井上馨两位参议商议，决定请福泽谕吉办报。大隈重信主张在国会选举召开前先制定宪法，认为立宪政治的“真体”是“政党之政”，“政党之争乃主义之争”，要设立“与政党同进退”的“政党官”以及终身任职的“永久官”，试图对三大臣制和议会内阁制进行协调，本质上贯彻三大臣制所标示的政府的绝对权力。他希望“在公布国议院设立的年月之后，立即制定现内阁的施政主义”，“确立稳当的政党更迭之新例”。^注520这引起伊藤的不满而以辞职相要挟。现实使得岩仓具视决心急速解决立宪制度，从而让当时法制的最高官僚井上毅参与此事。井上毅向岩仓提出了阐述日本宪法基本原则的《大纲领》，得到肯定，实际上确定了今后制定宪法和建立立宪制度的方向。这就是，主张钦定宪法，要求天皇有权任免大臣以下的文武重臣，设想由元老院和民选议院组成两院制，民选议院的选举实行财产限制。井上毅要求排除“英国式无名有实之民主政治，实行普鲁士式的君主政治”^注521，还强调与私拟宪法之争是争分夺秒之争，要确立政府主义之宪法，砥柱中流，树人心之标准，一日不可缓，必须要从内部清除福泽谕吉和交询社的影响。为此他发动政变，驱逐了大隈重信和立宪改进党，并在御前会议提出了七参议联署的意见书，论及制定宪法之准则，即以不损害皇室大权的“立宪君治”来对抗“君民共治”，强调“立宪君治”须“不失国体之美”。该会议确定了召开国会的方针，决定以1890年为期，召集议员，开设国会，并明确宣布了宪法钦定性质，同时表示要取缔自由民权运动。^注522

天皇之所以于这年10月宣布订立宪法并预期在1890年公布，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明治领导人已深切体会到自由民权运动所带来的压力。1879年，山县有朋在给伊藤博文的信中写道：“我们多等一天，民权者所散发之毒素便会进一步传播到各地方，更会深入年轻人之内心，最后产生无休止的大害。”^注523井上毅也担心：“今若因循坐失，则两三年后，天下人已胸有成竹……纵使政府提出，百方辩解，多数政党将从彼而不从我，政府所提之宪法成案将为舆论所弃，以致民间私拟宪法全胜。故今日之宪法制定之举，宁失于早，莫失于迟。”^注5241883年8月，伊藤博文回国，政府开始全力以赴建立立宪制度。可见，明治政府决定制定宪法，自由民权运动在时机及方向上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此后，解散了的自由党在1884年还提出了《关于缩短召开国会限期的建议书》，强调必须尽早开设国会以对付国内外危机。1886年星亨、中江兆民等人发动“大同团结运动”，以求大同存小异为宗旨，提出重建自由民权体制，以迎接国会的开设，并要形成一个运动的主体，把政府开设的国会转变为自由民权的国会。他们提出挽回外交失败、减轻地税、言论集会自由三项要求，并在全国展开了建议运动,进一步加速了政府向立宪政治发展的进程。

上述事实说明，自由民权运动对立宪政治的实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将立宪从理想变为现实是这场运动对日本国家近代化的突出贡献之一。如果没有自由民权运动的种种激烈行动，政府立宪进程将被大大延缓。对于日本民众来说，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传播民主思想和实践民主政治的过程，是一个思想急剧转变的过程。公议公论的兴起使得在历史的大转换期中，“只有人民才是政治的主人公、应该确立人民权利”这一主张得以普及，并开始为人们广泛接受，国民国家的公共性开始得到创造，为铸造近代国民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养料。(www.xing528.com)

3.通过地方社团的学习会增进了民众的政治抵抗能力

自由民权运动的蓬勃高涨，带来了社会草根阶层的广泛参与和政治觉醒。前已述及，1879～1881年，全国近两百个政治团体的各种活动形成对政府的莫大压力。1881～1882年，日本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众学习热潮。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的无数农民，为了能够保护自己的生活与做人的权利，一边参加实践运动，一边还在学习自由民权思想。他们组成各种学习小组，定期聚集在一起读书讨论，商议请愿书或宣言，甚至起草宪法。这些人员，在城市主要依靠城市的学会来召集和推动，在农村则主要是以“产业结社”的形式和各种文化、政治组织形式。在农村推广这种自由民权思想，地方豪农所起的作用甚大。他们大量购入了各种报纸、近代政治和法律的书籍以及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创建政治组织，准备图书和阅览设施，供农民无偿阅读，还在团体内部展开讨论。一些地方的豪农或名流甚至收购了世界各国的珍贵文献，读给无法阅读的农民听。三多摩地区是其中的典型。在自由民版权运动最高涨的时候，三多摩地区的农民中间掀起了政治学习的热潮。五日市以学艺讲坛会为中心，请来城市的知识分子举办了盛大的学术讨论会。1880年访问该地的记者就有如下报道：“这条街上有谁都可以自由阅读的‘新闻纵览所’。”《东京横滨每日新闻》也报道：“在那里，全国的各种新闻、杂志堆积如山。”该地区1881年成立了融贯社，以“扩张民权，讲明国民本分的权利义务、确立我国立宪政体基础”为目的，入社金一元，每月缴二十钱便成为社员。社员权利有：“第一项，可以在本社从事演说讲坛和召开会议等……第四项，可以无偿地收到本刊刊行的新杂志报告。第五项，可以无偿阅览本社共存之书籍报纸。”该地区还举办了学术演讲会，供人免费旁听，后来还另外创建了融贯社的讲学会等，以此加强政治法律思想的学习。1877年，在町田等地，一些豪农出身的民权运动家所创办的带有学习结社色彩的民权结社还有十多个。^注525此外，福岛县的三师社、爱身社，长野县的奖匡社，秋田县的立志会，岩手县的求我社，福井县的自乡社，富山县的真理馆等各地民权运动家所设立的地方结社都开展了学习运动。民众由此开始逐步具有自己的宪法设想和居民自治意识。

最显著的成效体现在1968年8月东京都西多摩郡五日市发现的《五日宪法草案》。该草案有204条，是五日市周边16个村数十名民权人士经过约六十次讨论，由小学老师千叶卓三郎最后起草的。千叶卓三郎等人为宪法起草用的文献，多达数百册。他们研讨了当时刊行的绝大部分国内外法律、政治类书籍，最后以农民自身的思考完成了这部极具独创性的宪法。该部宪法中，与国民权利相关的条文就有150余条。千叶在起草宪法时，将古罗马元老院的《法律格言》中的“国王绝不能死”重新解读为“国王死了，国民绝不能死”，表达了对天皇主权原理的否定。对此，色川大吉评价到：“这可以说是集合当时大多数民权家愿望的最大公约数的东西。”它最符合“民众宪法”之名，是草根民主主义在近代日本开花结果的最重要体现。^注526

和民会、府县会的结合，成为地方政治社团取得发展的重要原因。自由民权派提出的作为国会开设前提的公选民会，在部分府县得到实现。1878年，明治政府决定建立民选县议会，不过权力只限于咨询。明治政府借此希望获得农村有产阶层的支持，期待其发挥协调和加强官僚统治的作用。但事与愿违。由于地税政策的改革，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渗透到农村和农民阶层，西南战争后通货膨胀的加剧，地主、富农和中农在农村共同体的领导权得到加强。农民各阶层有了超出村郡范围的对于整个国家政治和国家机构的发言机会，地方议会成为自由民权运动发展的温床，成为豪农阶层走上政治舞台的据点，开始出现了农民以自由民权的理想对自己的意识和行动进行理论武装的动向。^注527由于民权派的推动，它们已经具有了牵制官僚统治的力量。自由民权的政治社团以这种县会活动为背景，组织得以扩大。各府县议员为争取开设国会相互取得联系，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趋势。^注528由于依靠政治社团、政党团结和群众请愿运动的力量，终于迫使政府决定采用立宪制。

总之，自由民权运动成为民间自主的启蒙运动和教育运动, 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农工商阶层普遍动员起来，追求天皇下的“四民平等”，并最终通过立宪规定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日本社会从而初步呈现出市民社会的品格。在这一运动中，社会诸阶层也得以锻炼、成长、分化为与近代社会相适应的职业阶层。^注529

（二）社会成效

1.妇女参政的兴起

明治时代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对两性关系也带来深刻影响。在日本原有的概念中，“国民”是不包括女性的,到1872年,政府还在禁止妇女剪短头发。自由民权运动给妇女参政提供了机会。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妇女开始活跃起来。在各种集会中，女性人数相当多，并出现了鼓吹男女政治和法律权利平等的演讲家，其中最出名的是岸田俊子和福田英子。岸田公开指责“蔑视妇女，独尊男性”的观念已经过时，主张男女完全平等，主张给予妇女教育机会和家庭内的权利平等。岸田的行动和演讲对妇女是极大的激烈和鼓舞，促进了社会思想的进步开放。福田英子受其影响，也开始将妇女和女儿组织起来，向外界说明什么是自然权利、自由及平等。^注530

到19世纪80年代，妇女在半公开场合担任一定的角色，成为全国模范或日本在世界舞台上的代表，已经成为可以接受之事。政府在公开场合一般支持妇女应有爱国责任，应扮演一定的角色，还研究皇室公主能否享有与太子同等的权利的问题。但随着自由民权运动陷入低潮，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前夕，政府害怕妇女解放和妇女运动可能突破社会界限，又实施了一连串歧视妇女的法令，禁止妇女参与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发表演说，甚至禁止旁听国会。但政府遏制妇女意识的解放，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可能的事。这些禁令遭到了愤怒的批评，尤其是禁止女性旁听国会议事，更被认为是滑天下之大稽。政府最后只有让步，允许女性旁听国会。

2.地方自治的不屈斗争

民权运动中，主张地方自治，反对国家干涉地方的运动也在不屈不挠地进行。

1881年3月23日的《东洋自由新闻》登载了名为酒井熊的来稿。酒井写道，“若上行专滥之政，下处卑陋之境，正义公道尽扫，各人天赋之自由亦将归于泯灭。是时若率奋然公众明至理所存之处，进而制止有司专制，退而发挥人民自治之精神，坚守天赋之自由，伸张固有之权利，并永远根基于我国之福利，其功列所及，后来民众可蒙其恩”，明确主张“人民之自治精神”。《五日市宪法草案》也指出，即使是中央议会也必须尊重全国的自治，府县会可根据特殊法律制定纲领，府县自治可根据地方特色进行，政府不得加以干预，国会也不得侵犯其权威。^注531因此该草案被评为民权时期最高的民主主义。植木枝盛的《日本国国宪案》则主张“日本联邦对日本各州应以保护其各州的自由独立为主”。岩手县久慈市民权家小田为纲等在《宪法草稿评林》中，也强调“地方的政务应该建立各自之制”。在这种思想的鼓动下，才产生了像福岛的“喜多方事件”和栃木县的“足尾铜山矿毒事件”等自治斗争。^注532

远山茂树在自由民权百年集会的纪念演讲中指出：“福岛的喜多方事件，对于全国政党的存在和影响来说，在准备了县会斗争，县会议员、豪农阶层的指导，耕地农民的自主参与等要素方面，可以说最好地显示了自由民权运动本来的性格。由此开辟了保护地域居民的生活和权利、争取确立地方自治的斗争与日本全体的国政变革运动紧密相连的道路。”此事促成了1888年市制、町村制的公布，标志地方自治制度开始形成。而被称为“日本第一公害事件”的足尾铜山矿毒事件发生后，64岁的议员田中正造和村民一道坚持抵抗到最后。他在《维护宪法请愿书》中批判“政府以法律中未有之文字破坏古有之自治村”，并指出，“町村自治之外，无保卫日本者”，“对足尾铜山矿毒的讨伐是我们的权利”。^注533从而使这一斗争延续百年并最终得以解决，成为日本历史上坚持地方自治、与政府对抗的典范。

3.庶民生活浸透了变革因素

“自由已从土佐山间产生”，这是1877年土佐立志社机关报《海南新志》创刊号的一句话，它也成为土佐民权运动的口号。根据《土阳新闻》、《高知自由新闻》的报道，土佐县民的生活有了明显改观：青少年提高了学习欲望，上夜校学习，举行演讲会以交流学习内容；学习的内容为心理、哲学、社会学等高等学科；每天放学后依次进行演讲，发表辩论，提出打破专制等主题，或模拟自由党状况，进行议长选举、辩论讨论，进行起立表决；学习的书籍采用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平权论》等教材。学习充实了，青年说话的态度也有了变化。自开办夜校以来，“连农民亦积极奋发，杜绝往日夜游艺伎等恶习，专志于学习者甚多”。村里的旧习也开始改变，并展开了废除祭神运动。体力劳动者也开始觉醒，东京的人力车夫在自由党干部的指导下成立了车会党，发起了反对马车和铁路的运动。高知县的车夫分别成立工会，制定规章，明确挂旗、挂灯笼以接待客人等责任，爱敬社专门对此发表了公告。这些车夫组织还召开演讲会，车夫组织之一协力社后来还加入了“海南自由党”。此外，自由民权者还提出了“琉球独立论”以及国际联合等思想，并与“未解放部落”的新平民召开恳谈会，这些思想和举动刺激了民众宗教，特别是丸山教的发展。^注534

自由民权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近代民主思想在日本社会的广泛传播，以斯宾塞的《社会平权论》等为代表的西学政治名著受到欢迎和重视，“自由”、“平等”、“权利”等词成为那个时代的时髦用语。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成为时尚和潮流。《自由党史》书中对此评价道：“‘自由’这个古老的日语，成为沐浴了新文化光芒的流行语。海内竞相真爱‘自由’二字，不独将其惯用到政治社会，浴场有‘自由澡堂’、‘自由温泉’，点心有‘自由糖’，药铺有‘自由丸’，饭店有‘自由亭’，其他‘自由评书’、‘自由舞蹈’、‘自由帽子’等，举不胜举。可以此证民心向背之一斑。”^注535

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得以发展，人的能力和活性得以广泛发挥，是近代国民公民特质形成的重要表征。自由民权运动中，“自由是所有人的权利”成为文明的原理。民权运动强调人类的幸福在于“四肢五管充分满足”，民权家的任务在于“使人民……转向多欲主义”^注536，激励人们抒发久被压抑的愿望。内心的解放愿望和自由若得到积极肯定，就会产生无制约的自由和“解放幻想”，成为近代国民国家形成的根据。^注537 正是通过民权自由的实现，国权才得以确立起来——这赋予了传统自由观以新的意义，在国民国家形成之际起了特别强大的作用。

总之，自由民权运动将民众席卷进来，带给其一生极大的影响。正如信夫所言：“庶民的新生活乃是按其自身意志来形成‘国民’的一幕。”^注538西川长夫也曾评价道：“概括历史来看的话，国民形成起到最大的、最中心的最主体的作用的是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最大的效果，是在国民形成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民，应该是很多的人通过各种深层的交往联结在一起，比如这块土地，在最上面的是沙层，沙层和小石层粘在一起，就形成沙砾层。其下有黑土、植物叶腐化后非常肥沃的黑土层，再下面是黏土层。日本社会原本是不毛之地，不通水，地下水就沉积在那里。文明开化、西洋文化或者是基督教文化这些东西一进来，就像雨一样不停地下。虽然容易通过沙砾层，却很难渗透层到黑土层去，要花费很多时间。一般的大众、庶民就位于黑土层或黏土层。黑土层和黏土层的人，由于在地方而不在中心，虽然随着雨水不断进入，国民意识也会逐步高扬起来，但很难渗透和扩大下去。很快就被雨水渗透的人群，比如位于沙砾层去了欧洲的人或日本的一部分领导者，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译书著述，向底下的黑土层和黏土层不断渗透国民意识。国民意识真的渗透到黑土层，抵达黏土层，国民形成就成功了。自由民权运动所起的便是将水渗透到黑土层的作用。”^注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