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改编新视角：《断桥》和《杀嫂》探讨

戏曲改编的新视角与迷误区——谈秦腔折子戏《断桥》《杀嫂》的改编

在最近举行的陕西省“易发杯”秦腔青年演员大奖赛上，涌现出了一批立意新颖，时代感强，艺术卓绝，形式优秀的折子戏。综观这批小戏，其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老戏新唱，旧戏新演，首先在剧本的改编上另辟蹊径，下足工夫，注重在传统审美中融入当代意识，进而推动全剧出新。如西安易俗社演出的《断桥》，一开始编导便毅然将原先唱了不知多少年的名段子由24句狠压到只有4句唱词的小段，而把整个舞台调度的合力更多用在渲染戏情氛围方面，注意在人物形象的造型上出新出美。同时引入舞蹈的表现形式，使人物动作大起大落，优美动人，驱动人物内心情结喷薄而出。尽管可能会有一些老观众依然对大段的唱腔留恋难舍，但对整出戏强化了可观赏性还是容易投赞成票的。至于青年观众，无疑喜欢这种表演形式，对艺术家的锐意出新高高举起了双手。显然，这种改编的新视角是对路子的。从振兴秦腔，争取青年观众的角度来审视，应当说，其意义已经超过了改编一出戏的本身。

《断桥》的改编主要是在艺术表现路子上面进行新的开掘，把握这种新视角自然要容易一些。而另一些戏目需要在思想内容深处加以全新的改编，准确地寻找这种新视角则会困难得多。譬如对于那些已为广大群众家喻户晓，释放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的戏曲作品，改编的新视角就不能简单地只是瞩目当代，以当代意识包罗一切。而是需要慎重地对待传统道德，努力在新道德的建设上做文章。否则，改编由新视角滑向新的迷误区也就并非没有可能。本次大赛宝鸡代表团演出的《杀嫂》就暴露出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传统道德并非都是美德，对其需要加以分析，而建立具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德，其中还应当包含对于传统美德的重新解释。《杀嫂》一戏，可能正是从对传统道德的重新审视和解释出发，来重新设拟改编的脉络：武松去杀奸夫西门庆，潘金莲静静地坐在武大郎的灵堂前，企盼着武松来杀自己。是她对谋杀亲夫幡然悔过了吗?是她认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实实该杀了吗?皆非也。她只是在等待武松，在武松举刀前向久思长念的意中人倾诉爱慕的衷肠。果然，武松提了西门庆的头赶回武大郎家中，舞台上便演出了叔嫂情意缠绵，牵魂摄魄的一幕。无论是从《杀嫂》情节的原始出处《水浒》透视，还是由千百年来屡演不衰的此类剧目扫描，潘金莲都是一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坏女人、杀人犯。当然，坏女人自有她坏的情由，杀人投毒也有她独特的动机。我没有考察过，以往许多描写武松杀嫂这类戏的作者是否皆为夫权主义者或封建卫道士。因为在那些剧目中无不对潘金莲作了全面彻底的否定。平心而论，这种否定，尤其是其全面性、彻底性，对揭示潘金莲复杂的人物性格和内心情结是过于褊狭了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讲，并没有把潘金莲当作一个鲜蹦活跳的女人来进行艺术处理，而只是将其判作典型的坏女人予以无情的鞭挞。既然存在这种情况，那么有人出来鸣不平，为潘金莲性格的单一性补诠，为她追求自由爱情的狂热鼓吹，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便有了魏明伦的新《潘金莲》和其他一些循迹这一思路构想的作品。针对那种女人是祸水的说教，把一切脏水都泼在妇女头上的笔吏，重新加以审视和评判，应当说，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合理成分的。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一旦这种重新审视和评判完全离开了传统道德的轨迹，超越了界定范围，陷入一种随意引申解释的主观境界，就难免会造成一种价值、伦理、道德判断整体链条的断裂，无论赋予其多么浓烈的当代性，也对新道德的建设无有裨益。恰恰相反，由于这种改编、出新向另一方面的过度倾斜，最终会导致当代道德观念出现新的迷误。

道德是艺术永恒的主题。艺术家永远不能回避对道德的描绘，不能逃离对其描绘对象进行道德价值判断。任何一位有责任感的艺术家都不能不考虑用什么样的道德准则、道德倾向来进行道德评判。当代艺术家当然有必要探索并用新的道德规范去审视、再现、引导传统的道德规范。但是这种审视、再现、引导应该建立在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根基上。我们民族有着深厚的道德文化积淀，虽然其中不无糟粕，可其优秀的道德传统却总是显得根深叶茂。诸如对纯真情感的高扬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品格情操的礼赞，就传递出民族道德文化积淀的巨大力量。依恋和向往，讴歌和认同这种传统美德，与批判和拷问作为传统美德对立面的种种非道德行为，都是今天进行艺术创作所需要遵循的原则。改编任何戏曲，如果不尊重民族优秀道德的是非准则，或者有意无意将这种评判准则弄模糊弄颠倒，一味热衷于表现那种反道德的价值取向，宣泄一种背离民族道德观念的情绪，那么，不管你用了什么全新的视角，也不论你的初衷怎样，都很难同人民大众的意志相吻合。弄不好，还会跌入迷误之淖。(www.xing528.com)

《杀嫂》改编传递出的一个重要倾向，似乎是只要从追求情爱的自由出发，从张扬个性的前提着眼，什么样的传统道德准则都可以推倒不顾。不仅武松应当体察潘金莲波动的内心世界，今天的观众也应当对潘金莲的所作所为投去同情甚至赞许的目光。整出戏力求以全新的视角切入，在维护女性尊严的视点上凝聚人物，进而重塑一个具有反封建意识崭新的潘金莲形象。不能说这种初衷没有理想的成分，也应当肯定改编者的艺术家勇气。然而，这样的改编思路毕竟距离民族优秀道德的是非准则太远了。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整个改编过程中冷静的艺术思考难以成行，浮躁的轻率之举随意出台，甚至跳出常规，置基本的概念不顾，形成一种终极偏见和错位。透视《杀嫂》改编的指导思想，其倾心于用当代道德的某种偏执观念来替代传统规范，简直到了不惜越过道德这片本来已经十分宽泛的区域，用道德反思的笔触去挑开杀人犯罪的帷幕，把道德与犯罪两个不同的定义域强拉混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以扭曲的道德概念来替代超越法律解释的程度。戏中，追求自由固然与见异思迁廉价地等同了起来，而渴望情爱竟也可以为谋杀亲夫提供开释的依据。改编至此，戏的思想内容除了更加偏离优秀传统道德，距离时代新道德的要求愈远之外，恐怕很难叩响广大观众的心声。

当前，戏曲改革的浪潮将改编、新编旧戏老戏的历史任务推到了舞台前列。可以预见，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改剧目同观众见面，谋求观众的批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戏曲改编注重新视角和谨防迷误区显得同样重要。我们上述指出《杀嫂》改编中的某种偏颇，也是旨在通过对一出戏改编得失的评论，来引出这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话题，并不意味着具体否定这出戏。事实上，《杀嫂》改编的立意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艺术探索上也不乏出新，饰演潘金莲的青年演员张莉，表演细腻，刻画人物内心活动准确传神，也为全剧增色不少。倘若改编者能对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积淀的主流有更多更深的了解和感悟，把当代意识同传统道德的契合点捕捉得更准确一点，这出戏的出新无疑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199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