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策略：巩固执政地位的‘良药’

加税是“毒药”？

举凡民主政体国家和地区，其政治家无论左翼右翼，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禁忌：竞选前和执政期间倡言加税或推动加税是政治的毒药。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深谙选民福利最大化的心理，加税会减少选民对自己财产的支配份额，往往会导致政治上的反对；另一方面，历史上因加税而引发的种种教训也使他们时刻引为镜鉴。

远的不说，英国200多年前因向北美殖民地加收微不足道的茶税，而引爆了“波士顿倾茶事件”，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北美独立。

近的，20世纪9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因为拟征收人头税，导致民众街头抗争、骚乱，加之她在其他政策上一意孤行，丧失了党内支持，“铁娘子”被迫辞职。还有稍后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因企图将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结果第二年预算未能通过，政府倒台。

以故，这些国家的政治家面对财政预算赤字，普遍的应对方法就是发行公债，加印钞票，延缓解决问题，将债务甩到下一届政府。美国建国后的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深谙此道，是一个向民间资本贷款的高手，帮助联邦政府渡过了建国之初的难关，被誉为“撰写了美国的治国散文”。迄今为止，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仍雄踞世界各国之首。

赤字财政的弊端一是推动通货膨胀，在此情况下，拥有铸币权的政府实际上是向国民收取了一道“通货膨胀税”，抵消了部分债务；另一方面，则是将还债责任推到了下届政府，但政府的债务最终还是要从税收中偿还，赤字实际是延期了的税收。这是民主政体的一大痼疾，至少目前尚无更好的解决方法。

然而，最近有两个事例，却使不谙税收奥秘的民众颇感疑惑。

一是2011年2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新一财年预算中，拟将每支香烟的烟草税调高5角，并按同等比例提高其他烟草制品的税率；同时增加私家车首次登记税约15％。

二是2011年4月，我国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通过了征收特种货物及劳务税条例（奢侈税）的提案，规定非自用住宅1年内转手，课15％奢侈税；1年以上未满2年内转手，课10％奢侈税；若非自愿性因素出售房屋等，不课奢侈税。对高消费货物，如小客车、游艇、飞机、直升机及超轻型载具，单价在300万元（台币）以上，须课10％奢侈税；龟壳、玳瑁、珊瑚、象牙、皮毛及其制品，须课10％奢侈税；50万元以上高额家具，须课10％奢侈税。

香港、台湾政体迥异于大陆，而且两地明年均面临换届选举，在此敏感时刻，却逆势加税，难道政治人物不清楚“加税是毒药”的戒律吗？(www.xing528.com)

非不知道，而是因为此加税非彼加税也！

加税有两种：一种是意在增加财政收入的非区别性加税；另一种是意在调节社会收入差距，针对特定商品、劳务的加税。

前述撒切尔夫人和桥本龙太郎的加税属于第一种；而香港、台湾此次的加税属于后一种，其性质类同于大陆现行的消费税。

第一种加税，凡消费者均要负担新增税收；后一种则只是少数富人或投资者负担。所以前一种加税伤及的是多数人的利益，而后一种伤及的只是少数人利益。在选票决定执政与否的国家与地区，伤及多数人利益的加税无疑是“毒药”，而后一种，虽然得罪了一小部分人，但却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非但不是“毒药”，反而可能是巩固执政地位的“良药”。

所以，后一种加税，可说是“醉翁之意不在收入，而在劫富济贫”。推动者以社会公义维护者自居，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道德上也占据了制高点。

即便如此，后一种加税也有弊端，一是挤出效应，它可能会促使富人到海外低税国家和地区消费，导致国内税收流失；二是会使生产奢侈品和提供劳务的人失业，他们属于这项社会政策的无辜受害者。

任何政策都是双刃剑，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政府有责任对他们提供就业辅导或救济。

我国社会有的人对这两种加税的性质不清楚，一听说加税就跳脚、就骂街，其实是表错了情，会错了意。

当前，我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预警点，调节社会分配差距最合法、最给力的工具在当下莫过于税收；因此，我国政府现阶段也很有必要祭起加税的工具，加大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力度，2011年以来，上海、重庆试行的房产税就是其中一例，但类似的加税空间仍然还有，我们期待其广度、力度可以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