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城市治理的问题与纠谬
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一个“现象级”的世界性命题。斯蒂格利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预言“美国的高科技与中国的城市化是未来世界发展的两大发动机”，在经历了21世纪的头十年之后，证明是十分准确的。美国的高科技引发了网络社会、信息社会、高科技的完美融合，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而中国的城市化，在安全渡过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也被证明了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但中国城市化的质量，依然受到巨大挑战。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巨大转变过程中，城市化带来的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结构变迁，“急风骤雨”的喧嚣替代了“田园牧歌式”的安宁，冲突与矛盾往往掩盖着城市生活的幸福与自由。城市，如何让人的生活更美好，在新的以“尊严、幸福”为价值目标的时期，更加考验着城市治理者的智慧与耐心。
在全球化、工业化、后工业化、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混沌期”。这样的混沌期，很多新的治理模式没有确立，路径依赖也被开放时代的新思维所打破，在新旧结合、中外混搭、封闭与开放交错的时代，城市治理过程出现了许多症结。城市领导者、治理机构、社会组织、市民都没有来得及找到利益或者是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并展开切实的努力去维护好各方利益。在一个失衡的状态中，混沌也就成为常态思维。而这正是中国城市社会加剧变迁时期最应该回避的状态，因为城市结构一旦改变，要想恢复到一个理想状态，代价必然沉重。
善治的城市，将是一个能够带来最大赢值的城市。在善治的城市里，政策设计首先是以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同时也要以最少的牺牲和代价，以保护尽可能最多的人的利益。这些人当然包括城市普通百姓、弱势群体、农民工、外乡人等等。城市治理是城市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的表达，“当城市治理扩大了公共事务主体的时候，这种公共精神也应该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无论是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都应该接受这种公共服务的道德精神。”[1]因此，城市定位、城市发展战略、城市建设、城市危机处理、城市福利、城市安全、城市文明构建等领域都需要有一个坚持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优化之道。只有优化了目标、手段、行动方案，才有可能真正朝着善治的方向前进。(www.xing528.com)
善治，是一种愿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日常化的行动。每一个人都肩负着善治的责任，政府制度设计的利益大众化，执行者的严谨、科学、细心、专业、耐心更不可或缺，社会监督的勇敢与锐利，老百姓的自觉与自为，都构成了善治城市的基本要素。
善治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善意批评的声音。唯有此，才是建构城市美好家园的合力前行的方向。
【注释】
[1]王佃利.城市治理中的利益主体行为机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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