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敕令的军事叛变行动：一项深度挖掘成果

垣的这项作法，可以说是近乎一种军事的「叛变」，因为根据日本军队的作战规定，日军任何正式的对外作战行动，一定要奉到日皇的敕令许可，但是垣不但没有得到日皇的正式命令，甚至也没有征求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竟然以一个高级参谋的地位，就以司令官的名义，对关东军发出全面作战的命令，这种目无军纪与长官的做法，正是日本当时政治上最为可怕与失控的「病态」。

在当时日本的少壮派的军人，根本不把国家的法律，军队的军纪，人民的意愿当成一回事。这群军人根据自己的「理念」，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之后，他们就会铤而走险的独断专行，遇到任何的阻碍，就动用刺杀或是政变的手法拔除障碍，假如真的失败，就来个震动人心的切腹自杀。日本少壮派军官的断然行为，往往能够以鲜血刺激日本狂热的民气，在民气反应热烈的状况下，一种民粹主义的「类民主」热诚，就成为推动日本军国主义独裁的背后动力，日本少壮派军官认为，日本人民会坚决的支持他们，他们可以至死不悟的推动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大业。

垣在发出作战命令，各地的日军开始展开作战攻击行动之后，才向关东军在旅顺的司令部报告，声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并且与护路的日军发生战斗，日军不得不发动反击』。这时候已经是夜间十一时半之后了。

当时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内，绝大多数的参谋军官，都是这次事变计划的知情者，特别是作战参谋主任石原莞尔中佐，更是整个计划的倡议者与制订者，

垣、石原与花谷三人，是发动这个夺取满蒙事变计划的核心铁三角。因此当天夜晚，石原早就在司令部内，等待着垣的报告，在接到报告之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刻举行紧急军事会议，所有的与会参谋军官们，根本不去查证事件的真相，立刻异口同声的表示，关东军必须立刻进行对中国军队的攻击，占领中国东北所有的军政中心，以「膺惩暴支」[1]。当时刚刚到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中将，虽然事先没有「直接」的介入这个事变计划详情，但是本庄在 八月一日 正式出任关东军司令官时，就已耳闻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们，正在推动攻击中国军队的各种军事准备。本庄也明知，当时中国东北当局，根本无意也不敢惹关东军在满洲的任何行动（当时东北军主力早已入关一年了，因此东北的中国军力空虚，自顾尚且不足，那里有能力去招惹关东军？），但是本庄中将却郑重其事到处视察关东军的战备演习，并且一再发表严厉的指令，要求关东军的部队，随时做好反击中国军队制造事端的准备，同时故意的不去追查各种有关关东军正在准备发动满洲事变的「谣言」，而这个谣言的中心，就是在关东军司令部之内。(www.xing528.com)

因此，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军官，在接到垣的报告之后，几乎立刻做出对中国发动攻击的作战建议，而且在午夜晋见司令官本庄繁，报告这个根本没有中国军队出现的军事「事变」，但是本庄却立刻毫无疑义的接受了对中国军队发动攻击的建议，同时追认了垣先前以他名义发出的作战命令，并且签署了由石原所事先拟好的另外八项全面作战的命令，下令关东军进入全面的作战反击行动。更为严重的是，本庄竟然还以私人的名义，通知当时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要他立刻派兵越过鸭绿江支持关东军作战，本庄繁并且断然决定，当晚立刻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移往沈阳，以就近指挥全局[2]。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没有请示东京军部，就直接下达全面军事作战命令，同样是一种军事上的「叛变」，因为关东军是在没有奉到敕令的情形下，自行发动国外的战争。而通知朝鲜军的越界助战，更是违背了日本的军事指挥结构系统，因为任何日军的调动，若是逾越自己防区，同样要奉到日皇敕令，何况是进行一场国际战争。

但是这些驻防在日本本土之外的日军，同样根本不把军法、军令，以及东京军部的约束，放在眼里，可以说是爱怎样做就怎样做，最多来个阵前请罪，而他们在军部内的「同志们」，自然会设法替他们解脱责任。于是在柳条湖爆炸不到两个小时之后，整个关东军都已经进入全面动员作战的局面，关东军按照早就详细规划以及充分演练的方式，分别在中国东北进行攻城掠地的侵略战争。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的守军，属于东北少帅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主力，早已在一年前（非常凑巧的是同样是九月十八日）离开东北防地，跟着张学良进入山海关之内，进行中止中国内战与稳定华北政局的任务。而留守在东北的少数部队，又早就奉到命令，对于日军的任何挑衅与攻击，都采取不抵抗主义，有些部队甚至把所有武器都集中保管，因此事发当时，许多东北留守部队手边根本没有武器，在遭到日军开始进攻的时刻，更没有统一的指挥与作战，因此东北军在遭到日军有计划的全面攻击之下，只有设法自己应变，进行有限的自卫反击，然后突围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