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与饶漱石事件：中共历史上的权力斗争

一、高岗、饶漱石事件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作出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高饶反党联盟“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

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高岗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此，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西北。此后，高岗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不断提高。如1939年至1945年，高岗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中共七大及七届一中全会时，他被推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49年起，高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和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成为东北地区党政的最高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高岗又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时，他于1952年底被调到中央，担任了当时有“经济内阁”之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但是，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高岗的权势欲和个人野心急剧膨胀，最终陷入野心家的黑暗深渊而不能自拔。

饶漱石也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早在1943年，饶漱石就多次进行过个人夺权活动，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过对陈毅的斗争。建国后也搞过一些不正常的活动，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欲。1953年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他以为高岗将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未来继承人，于是便积极追随高岗，进行阴谋夺权的分裂活动。

1953年初，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召开中共八大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考虑是否增设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否采取苏联式的部长会议制的问题。同时，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繁重的工作负担，加强集体领导，打算将中共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形势表明，中共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人事安排也将作相应的调整。高岗认为这是党和国家权力的再分配，自己与苏联关系密切，而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离不开苏联的援助，所以这次调整将对他极为有利，是实现他个人野心的极好机会。

高饶事件的实质是“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³⁴⁾。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刘少奇是毛泽东的继承人，是高岗实现其野心的主要障碍。另外，1953年的上半年，毛泽东与高岗有过几次私人交谈。在谈话中，毛泽东流露出对刘少奇、周恩来工作的不满意，尤其对他们在经济建设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都提倡谨慎行事尤为不满。高岗以为毛泽东的话是对他信任的暗示，这种暗示让他以为有了取代刘少奇、反对周恩来的重要条件和机会⁽³⁵⁾。

饶漱石过去因为工作关系与刘少奇比较接近，但他以投机取巧的观点看问题，以为高岗地位的提高是高岗取代刘少奇的前奏，于是便投靠高岗而反对刘少奇。另外，他认为他的助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与刘少奇关系密切，使他没有掌握实权，因此对刘少奇怀恨在心。

在1953年6月至8月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正式发难。

高岗利用财经工作会议批评薄一波主持制定的“新税制”的机会，大肆攻击薄一波，甚至把“新税制”的问题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其实，他是“明讲薄，暗射刘”。他认为薄一波是所谓刘少奇“圈子”里的人，打倒了薄一波，就削弱了刘少奇。他还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段，把刘少奇说过的话，加到薄一波的头上进行批判，借批薄一波，攻击刘少奇。

1953年3月，安子文草拟了一份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名单，他把这个名单给高岗看过，也给饶漱石说过。但高岗却猜测这个名单可能是刘少奇授意草拟、并指使安子文向他进行试探的，于是与饶漱石紧密配合，编造谎言，在高级干部中进行挑拨。在1953年9月至10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偏离会议方向，突然提出安子文有黑名单，并对安子文大加讨伐，演出了一出“讨安伐刘”的闹剧。(www.xing528.com)

财经会议结束以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南下华东、中南，在一些高级干部中串连，为自己搜寻更多的追随者。除东北和华东地区以外，他打算取得其他几个大区领导人的支持。在游说过程中，他散布所谓的“军党论”，煽动其他过去从事军事工作的高级干部对负责白区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地分为两部分，这就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他就是这个党的代表人物，刘少奇则是“白区的党”的代表。他又说，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手中，所以党和国家机关应当改组，领导职务应当重新分配。他自己应当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担任国务院总理。高岗在游说过程中一再声明他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并把他意愿中的领导职务的调整方案说成是毛泽东的意见。这个声明很能迷惑人，加上安子文起草的名单引起的不满，所以有的大区负责人同意高岗的意见。但高岗在此后游说西南局书记邓小平以及书记处书记陈云时却不成功。邓小平觉得高岗似乎在与他“正式谈判”，最终予以拒绝，因为他认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³⁶⁾。陈云也坚决拒绝接纳高岗的意见。邓、陈二人将高岗的情况通报给毛泽东。

1953年12月初，毛泽东准备到外地去渡假，依照惯例，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高岗却提出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主持，其用意在于使刘少奇的地位降格。这是高岗企图推倒刘少奇的阴谋活动的表面化。毛泽东对高岗在这次会上的表现很不满，严厉地批评了他。

高岗谋求权力、地位的活动为他的失败准备了条件。毛泽东对高岗的不满使事情的发展出现了转折。毛泽东在财经会议后期就觉察到高、饶的活动不正常。在与一些领导人的谈话中，他一再批驳高岗分裂主义的言论，希望大家重视党的团结，但高岗却无视毛泽东的告诫，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听了陈、邓的汇报以后，毛泽东很惊讶，立即找一些同志了解情况，其中有罗瑞卿。毛泽东对罗瑞卿说：“睡觉有两种，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两个星期前，若不是恩来、小平同志向我反映高饶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呢！”与此同时，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也分别找一些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和做工作。陈云做林彪的工作，林彪说他受了高岗的骗。邓小平找彭德怀了解情况，彭德怀说他正准备向中央报告有关高岗的问题，并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情况都讲了出来⁽³⁷⁾。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在确实掌握了高、饶活动的基本情况后，毛泽东于12月24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对高、饶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揭露，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七届四中全会讨论。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向会议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报告》，在报告中不点名地批判了高、饶。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作了重要发言。全会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决议对党的高级干部作出6条规定，并规定了对破坏团结的人和事的处理办法。

七届四中全会粉碎了高、饶的反党分裂阴谋，但对他们仍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毛泽东指示，在高、饶检讨完毕后，对他们的工作还要适当予以安排⁽³⁸⁾。但是，高、饶却执迷不悟，不作深刻的检讨，高岗以自杀（未遂）来抗拒中央对他的教育和挽救。

为了全面查清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1954年2月中旬，周恩来、邓小平分别主持召开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核实他们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事实。同时，中共中央又向全党发出传达和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文件的通知，并把高、饶问题向全体中共党员、党外积极分子和一些民主人士作了传达。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七届四中全会的公报和社论，引导全党贯彻全会精神，批判高、饶的反党罪行。4月至8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又分别召集专门会议，对高、饶的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于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这次会议确认高岗、饶漱石是一个反党联盟，并指出这个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惟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报告回顾了同高、饶斗争的经过，论述了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至此，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高饶事件是建国后第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中国共产党粉碎了高饶的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维护了党的统一，使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顺利进行。这次斗争也使中国共产党更加认识到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在加强团结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