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斗批改”的新高潮
按照原来的设想，如果说九大以前是大破，那么九大以后的任务，就是在“大破”基础上的“大立”。具体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针，就是实行全面的“斗、批、改”。所谓“斗、批、改”，在《十六条》中就已提出，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与《十六条》的规定相比，九大以后“斗、批、改”的内容有所变化，主要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
毛泽东对通过“斗、批、改”实现“天下大治”寄予厚望，他亲自抓了北京“六厂二校”作为“斗批改”的典型，并推广他们的经验(23)。总的来说，它们的经验是“左”的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其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较之当时在全国一些地方仍然肆虐的极“左”思潮和做法，又有“落实政策”（如“给出路”政策）、缩小打击面的一面。
“六厂二校”的共同经验之一是“大批判开路”。这种大批判把一切都纳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框里，而且涉及到各个方面，如批“唯生产力论”、“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专家治厂”、“洋奴哲学”、“白专道路”、“人性论”、“黑六论”(24)等等。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中的一项主要任务。九大后，毛泽东要求以“五十字建党大纲”(25)“重建”各级党组织。在“吐故纳新”的原则下，不少党员以“走资派”等名义被清除，而许多造反派却作为“新鲜血液”被吸收入党，造成共产党自身思想、组织的严重不纯。(www.xing528.com)
“清理阶级队伍”事实上从1968年已经开始，九大以后则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场群众运动。其主要内容是由工宣队将“文革”前定性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以及“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漏网右派”的人统统清查一遍，而重点则在于清查“五一六”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尽管中共中央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整个运动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夸大敌情，混淆敌我，捕风捉影，使冤狱频起，许多无辜者饱受蹂躏。以陕西省为例，截至1968年7月上旬，据对已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部分地区和单位的统计，“共揪出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1万多名，并破获了一批反革命集团和案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又由于滥施专政，不少人含冤自杀。
1970年的“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又制造了大量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据统计，从这一年的2月到11月，全国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人。九大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斗争矛头由干部下移到群众，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无情。
在“斗、批、改”中，还进行“教育革命”、“文艺革命”，推行新的招生制度、课程设置、办学方法，批判文艺“黑八论”(26)，鼓吹“高、大、全”，普遍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大演“样板戏”。
总之，“斗、批、改”运动并没有实现毛泽东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反而使人们在失望中对轰轰烈烈的“文革”有了自己的认识。“人们曾经相信文化大革命能够荡涤人世间的一切污泥浊水，消除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但结果他们所看到的是‘走后门’成风，仍然难以约束的种种特权，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不正之风；人们曾经希望在砸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规章制度之后，自己能够真正成为企业生产的主人，但不久他们就因事故猛增、产品质量下降以及各种名称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而怀念起那些规章制度来了；人们曾经被允诺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之后，将出现无产阶级文艺百花盛开的春天，但他们实际上得到的只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文艺，没有幽默，人们仿佛置身于一片‘纯洁’的文化沙漠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正是在这样痛苦、彷徨的思考中，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已经所剩无几，怀疑、不满，迅速地增长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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