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治理的内涵及模式特色

在城市增长联盟理论、城市增长机器理论、城市政体理论及城市治理理论被引入的同时，城市治理内涵及模式开始了本土化的理论进程。

内涵形成本土化的内涵认同。张京祥根据国外治理理论，将治理定义为通过多集团的协调对话，最大程度调动不同社会团体的资源，通过补充政府管理的不足，达到“双赢”的综合社会治理方式［24］。早期城市治理内涵深刻地阐释了治理的本质属性，但是，未能摆脱西方治理语境。之后，伴随治理概念在不同尺度、不同地域的实践研究，治理内涵的本土化逐步展开。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创新与治理能力的提高，中国“治理现代化”包括能否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提高国家满足社会期望的能力及是否建立公众问责的国家，实现公民及公民社团政治参与制度化［2］。由此可见，中国化的治理内涵，强调现阶段科层政府体系及现状行政管理体制的结构调整与优化，政府成为治理现状及研究的重点，公民社会与市场逐步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www.xing528.com)

模式构建上，一方面，部分学者将国外的经典治理模式引入国内，如陈振光、胡燕将皮埃尔的城市治理模式引入中国［25］；另一方面，大量基于国外不同国家的具有国家特色的治理模式与经验也传入国内，包括美国［26］、德国［27］、法国［28］、荷兰［29］等。这些具有不同特色的治理模式及经典的治理模型有效拓宽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促使国内学者也开始思考中国城市治理实践模式。案例实践层面，治理模式的归纳结合我国的政治管理现状特征及地方情况，产生多种治理的模式，如南京城市治理［30］、常州城市治理［31］等。相关研究重在分析行政区管理权碎化、政府强力主导、省直管县、行政体制改革等背景下，我国治理机制的模式特征与经验教训。总体而言，在政府主导型的治理机制下，市场的作用尚未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公共参与也亟待提高，治理机制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演化与发展。案例研究形成的城市治理模式颇为丰富，深刻地揭示出我国治理现状的复杂性与多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