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观点，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他曾指出，可以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流动而使二元结构逐步趋向融合，最终缩小甚至消除，它是一个自然的渐进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制约，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根据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霍夫曼的实证研究，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一般应依次经历三个阶段，即消费资料工业有限发展阶段；生产资料工业迅速发展阶段；消费资料工业与生产资料工业基本达到平衡，但后者增长呈现出快于前者的趋势。另外，学术界倡导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工业的原因还在于：这种发展次序不仅符合恩格尔定律所描述的人类需求层次逐级增长的规律，而且也有相应的市场需求和购买力做保障，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次序能够充分利用农业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农产品原料供应充足的比较优势，同时还可以避免资本短缺、技术落后的劣势。因此，只有当消费资料工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及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积累基本完成以后，再发展生产资料工业，并最终因生产资料工业后来者居上的特点而引起农业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的大幅度提高而顺利完成工业化过程。从以上分析可知，新中国成立后，本应该优先发展消费资料工业（轻工业）。但在开国之初，我国处在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起点上，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政策，使我国利用国外资本极为困难，而国内农业和消费资料工业支持工业化的能力严重薄弱，以发展农业和消费资料工业来实现资本积累的过程将十分困难和漫长。重工业（生产资料工业）不但是工业的核心，也是国民经济的核心，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体系。而资本高度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中国劳动力丰富、资本短缺的资源禀赋特征存在矛盾。为了确保工业化所需的资金积累，国家通过压低农产品收购价等形式，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工业中，以实现农业对工业、农村对城市的支援。根据马海发等的研究结果，1952—1990年，国家通过税收、价格剪刀差和储蓄等三种方式从农业中抽走的资金达11594亿元，即使扣除同期财政支农资金，资金量也达到了9528亿元，平均每年为250亿元。根据牛若峰的研究，1952—1978年我国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用于工业的农业剩余总量如表3-6和图3-4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转移的总量还是国民收入积累额，农业为工业提供的资金积累规模都是非常巨大的。为了确保城市农产品供给，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国家以政治手段加快农业集体化，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把农村与城市、农业与非农业人口严格区分的行政管制政策，由此形成了包括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计划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在内的城乡二元体制。
表3-6 1952—1978年中国工业化吸取农业剩余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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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78》中的数据整理。）
图3-4 1952—1978年中国工业化吸取农业剩余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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