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处境理论：环境导致贫穷状态，改善经济生活是重点

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学界在批判文化贫穷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贫困处境理论，代表人物有查理斯·A.瓦伦丁（Charles A.Valentine）、海曼·罗德曼（Hyman Rodman）和L.戴维森（L.Davidson）等。不同于贫困文化理论，贫困处境理论并不认为贫穷是由贫困人群自身所引发的，相反，他们认为贫穷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导致的，环境促使贫困文化的产生，导致了贫困的状态。瓦伦丁将贫困文化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贫困的状况，如失业、无技术、低教育等指标；二是贫困的行为模式，如自暴自弃；三是贫困的价值观念，如反社会倾向。[8]在他看来，第一个方面的贫困处境决定了后两个方面，而非相反。贫困处境论还认为贫困群体与富人或中产阶级并无差别，关键在于他们的处境不同。贫困群体并不是不愿意学习或者学不会富人或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观念态度等，而是贫困群体所处的环境不允许他们表现出上述的行为与态度。贫穷文化是贫困群体对所处环境的直接反应，且这种文化是他们无从选择的结果，他们内在的价值观其实是多元的，如果环境改变，那么他们也会表达出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贫困处境理论主张将改善贫困群体的经济生活条件作为重点。贫困处境理论注重贫困群体所处的情境，把贫困的原因归于更为宏大的环境或者社会结构，而非简单地归结为个人或文化的责任，这对当前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策略安排具有积极的影响。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应重视贫困群体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积极发挥社会工作的政策反馈和倡导功能。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把权利与能力剥夺的概念引入贫困问题的分析之中。他认为贫困是可行能力被剥夺的状态，而权利的匮乏是加剧贫困与饥饿、导致大面积饥荒的主要原因。一个人之所以贫困，并不完全是因为缺乏商品，而是缺乏获得商品的能力与权利。即贫穷意味着贫困群体缺少获得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或者说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群体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9]贫困人群所表现出的低收入现象，根本原因在于贫困群体获取收入的能力遭到剥夺及机会的丧失。进一步说，低收入只是导致贫困群体获取收入能力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10]，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歧视与排斥、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平等因素都可能造成贫困群体收入能力的丧失。

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通过“实质自由”（substantive freedom）和“可行能力”（capability）的概念进一步拓展了能力的贫困观。个人的实质性自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的“可行能力”，而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在森看来，可行能力是一种自由，是一个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包括免受困苦的基本可行能力及能够接受教育、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11]贫困可以理解为是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对此，他提出了提高“可行能力”的途径，即五种基本的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12]具体来说：（1）政治自由包括人们监督并批评当局、政治表达和出版言论的自由、选择不同政党的自由等可能性，是人们拥有的确定应该由什么人执政且按照什么原则来执政的机会；（2）经济条件指的是个人分别享有的以生产、交换、消费为目的而运用经济资源的机会，个人所具有的经济权益将取决于可以运用的资源和交换条件；（3）社会机会指的是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安排，这些安排将直接影响个人去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和实质自由的机会程度；（4）透明性保证能保证人们在信息公开和明确的条件下自由地交易，满足人们对信息公开性的需求，信誉为市场的正常运转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约束公共权力运行、防止权力腐败的工具；（5）防护性保障是指为人们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以防止人们遭受不幸，承受沉重的痛苦甚至陷入绝境。[13]这五个工具性自由互相补充，是直接提高人们可行能力的整体系统。(www.xing528.com)

阿马蒂亚·森从实质自由、可行能力及权利的基础上提出了能力剥夺理论，不仅拓展了以往传统的贫困研究，将贫困的概念内涵由收入贫困扩展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等层面[14]，而且对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工作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聚焦点，即关注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从能力和权利入手增强贫困群体享受社会成果的平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