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形式上的嵌入和实质上的脱嵌现象，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可能面临形式增权与实质增权的错位问题。从形式上来看，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介入方案可能看上去已经十分周密，并且采取了从个体到人际再到制度等多层次的增权实践。如社会工作者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基本融入了贫困群体所在的社区；各种各样小组工作的开展也为社区中的人际互动增加了不少活力；与贫困群体及其社区发展相关的制度文本也在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士的介入下得以更加规范、适切地被修订；在阶段性和最后评估中，当初设计的项目方案指标基本可以达成。这一系列充实而丰富的实践从形式上看似乎实现了协助贫困群体增权的目标。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形式上的增权背后可能是实质上的“未增权”“去权”。换言之，增权实践也可能产生“增权陷阱”，指的是即使通过增权实践，贫困群体也难以改变无权状态的一种处境，是对增权低效、失效，甚至是剥夺服务对象权力等现象的综合表述。[31]在政策推动与情感怜悯的促使下，反贫困工作有可能陷入“热情（扶贫）”的窠臼，其过程逻辑是“国家动员—工作人员积极介入—工作者建构贫困者的需求—贫困者主体性减弱—问题难以获得解决—工作人员热情减弱—扶贫工作沦为形式和过场”。这一反贫困实践逻辑因其短暂的周期性、难以深入对接贫困者需求的科学性匮乏及严重的“问题”诊断治疗导向，致使反贫困社会工作流失了理性维度，从而强化了反贫困工作的形式化和非可持续性。[32]我们可以自我询问以下问题：所谓的介入方案真正的落实情况是怎样的？个体、人际和制度等层面多重介入之后，所发生的“能力”提升对反贫困实践发生的后续效应如何？社会工作者的增权实践实施过程是否把脉了当地贫困社区最关键的需要改变的方面，也就是是否针对问题的主要矛盾加以介入？社会工作者在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中究竟是围绕民众切身利益进行扎实的改变行动，还是只是在家庭等非公共领域进行治疗性辅导，其承担的角色是对资本和权力的挑战者还是顺从者，甚至合谋下的功能主义修补者？[33]对反贫困社会工作中增权实践的形式增权与实质增权的考察，需要综合考量现实实践中的社会政治脉络和专业关系两个重要方面。(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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