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设计：构建共识的过程

在第三篇中，我们将从理解城市转到设计城市。但是在扩展我们的科学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工具是相同的。我们认为设计嵌入在关系网络之中，这样的网络存在于任何有着利益关联的对象之间，而生成新设计的过程也是在对未来的不同看法之间开展沟通并寻求解决之道的一种手段。有很多人在探讨城市科学的时候不考虑城市的设计，将设计简单视为一种相对积极的手段，并假定城市与城市规划之间是互相分离的。甚至有观点认为，在城市进化过程中设计影响不大，是基本上可以被忽略的活动。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们对城市的理解最大进步就是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考虑城市规划与设计等政府干预手段的影响，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城市。正如当我们尝试在量子级别观察波和粒子的时候，我们干扰了宇宙的运转，我们的规划行为也干扰了城市，有时候甚至是观测城市现象这个行为本身都会改变城市。此外，我们规划的结果往往会成为子孙后代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简而言之，城市和城市的设计是无法切割的整体，不可能在忽视一方的情况下讨论另一方。设计往往是我们试图理解的问题的一部分。

仅仅在100多年前，当城市规划在西方国家第一次被制度化和专业化之时，知识分子和知情公众普遍是反城市的，规划的最高意义上就是让城市变得美丽，这个任务逐渐转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权宜之计，比如降低污染、密度、各种形式的拥堵，以及为城市重新注入在工业革命、快速城镇化和城市兴起等过程中大量失去的“绿色”遗产。新城、田园城市、土地使用和活动的分区，为新经济活动安排选址，中心城市疏散等概念成为首选。这些手段为建筑师、规划师和社会分析师等专业人员所专属，他们假定城市通常处于消极的环境之中，可以对功能和人口分别进行规划。由于明确以技术为中心，通过规划改善城市状况成为必要条件。

这个观点本质上将认识并理解城市与通过设计改变城市功能结构割裂开来。在一个世纪前，这门发育不完全的科学很大程度上是物理主义的，所关注的中心是专业性，与城市本身的联系反倒不那么紧密。然而在积累了足够多的干预经验之前，人们通常并不认为规划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在20世纪70年代，瑞特尔和韦伯（Rittel and Webber，1973）在规划理论评述中认为，许多城市问题极其恶劣，因为各种改善行动经常会适得其反，设计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问题。简而言之，他们认为城市实在太过复杂，不可能对所拟订方案的后果和影响进行跟踪，与一开始就没有规划相比，这些方案往往会以让一开始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告终。

在第1章中，基于城市与机器之间隐喻，我们介绍了传统的城市系统模型，通过系统，我们可以用某种形式的控制器引导城市朝向未来渴望的状态发展。这个模型也只能止步于隐喻，没有人认为城市可以像自动控制装置一样被控制。不仅如此，尽管这一模型很快就被降低了要求，但有一种城市科学可以引领我们用技术手段来解决各种城市问题的思想却始终构成了城市规划的基础。这个理性决策模型松散地构建在可以通过一些非正式的优化过程来进行规划的概念之上，在过程中不断展开分析，提出替代规划并修正预设目标。西蒙（1960）用“情报-设计-选择”流程对这一决策模型所包含的理性思想做了最好的总结。

这一模型已经不再是城市规划的核心。当我们的科学用于影响规划时，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或者说不同的科学）同样作用于解决城市问题，理性决策模型只是大范围对话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我们的城市模型现在变得更加“自下而上”，正如本书的第一篇和第二篇中所强调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整个演进过程的一部分，扮演了与其他角色相伴而行的规划角色。简而言之，行动者或代理人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他们构成了规划过程的一部分。这种观点认为，对于应当如何制定规划和政策来说，代理人如何生成设计的模型才是核心。实际上，设计可以被定义为生成规划的过程以及随后的决策。我们需要的是设计过程的模型，以及从中衍生出决策的方法。正如博尔丁（Boulding，1975）所说的：“世界的未来发展是决策的结果，而不是规划的结果。规划只在它们影响决策的时候很重要”。我们需要的是可以用于决策的设计模型。在第三篇中，我们将开始探索如何建构这样的模型，并在与相应利益相关者的对话中应用。

在第10章，我们将从可以迅速导向决策模型的设计模型开始。在整个第三篇，我们都将设计和决策看作在相应利益相关者之间解决冲突或达成共识的过程。意见池中的“平均初始意见”这一思想将会是我们关注的核心，因为对各种意见的重要性进行加权的概念会在我们介绍的模型中反复出现。意见加权将被依据彼此交互的行动者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模拟，而关系是网络的一项重要功能，使人们能够交流和传播观点。由于行动者与区位关联，各种决策也往往由特定场地发生的事件而引发，区位和空间互动仍然在这些模型框架中有重要地位。(www.xing528.com)

我们的基础平均模型是一阶马尔科夫过程的镜像，这会得到强连接交流网络的稳态（或共识）。也就是说，其中的每个行动者可以与其他任何一个行动者展开直接或间接的交流。我们在第11章中建立了这个模型，并强调本书第三篇的焦点将从结果转向过程，设计不仅是产品、规划或最终成果，也是一个过程。

在第12章中，通过介绍行动者之间的交换理论，我们将把焦点从设计转到集体行动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我们引用了一个理念，即城市运转方式和行动者设计规划方案的方式，都涉及可以通过多要素关系进行预测的网络。二部图将再次在展示关系网络上发挥作用，比如，行动者和他们渴望控制或有兴趣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网络，或行动者与问题、行动者与政策，或与设计过程有关的任意两个不同的对象集之间的关系网络。我们可以预测与这些二部图中的每个对象集中的互动相关的单部网络。在集体行动的理论中，我们广泛地应用这一思想，当共识达成，集体行动理论在定义每个对象集处于稳态时的重要程度时产生了一系列关系或权重。

该模型在结构上仍然是马尔科夫结构。言下之意是，这种二部关系可能可以扩展到三部甚至更多，极大地放大了问题的维数。但是，必要的演算还不存在，我们必须满足于禁锢在二维的世界里，其丰富性可以通过一系列二部集来部分表达。

在第13章和第14章中，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交换和交流的案例，这些交换和交流可以导致行动者在土地上所拥有的利益以及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所拥有的控制权发生变化。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半现实应用，首先是在伦敦市中心进行土地开发的冲突问题，其次是委员会的决策，涉及在典型政府背景下，把资源需要分配到各种服务中的预算控制。这些案例指出我们的模型可能在真实世界中进一步发展的方式，重新回到城市模型的起点。有很多种方法推动这一努力，但这是未竟的事业，正如我们将在结论中阐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