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世界中的不平等与财富分配的私有制

算法世界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就是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指相同的要素在不同的情境中所获得的报酬不相等，而且，这种“不相等”按照某种通行的伦理准则来判断，对这些标准是有所违背的。在算法世界中，无论具体定义了什么样的“均衡”，都可能会发生对这种“均衡”的偏离；不管我们具体设想的状态有多么不规则，实际的状态都可能比它更加不规则。当所观察到的现象与所采用的标准（科学原理或规范准则）不一致时，“不规则”“不均衡”与“不平等”就都有可能发生。“不平等”则是与伦理准则相联系的一种“非新古典的”效应。

现象与标准的冲突可能表明现象“错了”，也可能表明标准“错了”。前者意味着客观世界需要改造。这种改造如果最终成功的话，当事人将会自愿接纳被推广的标准。后者则意味着科学理论或者伦理准则需要完善，需要重建。我们不否认对于大多数现象的判断都是比较容易的，但在某些尖端问题中，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其内心的信念也不够坚定。即便社会科学家与伦理学专家们自己，往往也是如此。部分原因在于，思想的运动速度总是不与客观世界相等、同步；思想有时候跑得更慢，有时候跑得更快。后者意味着，我们的大脑总会空想出某些理想的状况。我们看到现实，就忍不住要对它进行一番“计算”，总想延伸和发挥它，于是就往往对现状不满。而且，由于某些“空想”最终的确成功地转化成了现实，因此，就连我们所设想的东西究竟是不是“空想”，通常也并不确知。

下面就经济体系中具体的不平等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论述。

首先，财富的分配很难做到完全平等。自然资源地理分布的不平等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现象，由此造成的“人造财富”也就不可能完全平均地进行分布与分配。财富在地理空间、国家、人群、行业、企业、社区、个人之间的分布都不是均匀的，并且不断地聚合、分散和变化着。各人天资的差异同样如此。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是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相联系的，而私有制的合理性又与个人计算的独立性以及有限理性密切联系着。在知识有限与“主观性林立”的情况下，以下问题是突出的：假如把所有的生产资料归公共所有，对这些资料将如何来进行运用呢？按照谁的意见办呢？这是现实世界曾经历史性地面对过的大问题，从中产生过极其沉痛的教训。从这个角度来看，实行私有制是具有多方面的重大好处的。例如，私有制意味着让不同的头脑来分别支配一定份额的生产资料，展开智力竞赛，从而有助于发现（相对）正确和有用的知识。可以相信，与公有制相比，私有制所进行尝试的丰富性与活跃度势必具有非常重大的提升。虽然当财富被无知的、低能的、懒惰的和失败的人所支配时，会造成一定的浪费，但这部分浪费在统计上可以由财富管理的成功人士所弥补——相信此后必定还能保有较多的剩余。社会无法准确地鉴别每个人进行财富管理的“资质”，所以也就采用诸如继承遗产之类的简单规则来分配财富。

其次，财产的私有制与收入分配问题是相辅相成的。财产私有以后，人们也就可以据此来分配收入。对收入的获取是财产的一个基本功能。这个功能得以实现之后，所有者把财产投入生产的积极性也就大为提高了，就有动力把财产投向能够产生最高效益的地方，对财产的运用也就合理化了。另一方面，收入的积累必然形成财产。假如（像计划经济体制那样）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劳动者除去消费之后的储蓄如何转化为投资呢？如果允许自由投资，普通民众也就会不可避免地积累起私有的生产资料，这将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矛盾；如果不允许，则就会造成财富的浪费。此外，以算法的视角观之，“生产资料”的外延是十分丰富的，它远超普通的物质资本。国家可以禁止物质资本的私有，却不能禁止人力资本（以及通常所谓的“社会资本”）的私有，这就势必造成逻辑关系的混乱与实际管理中的失序。(www.xing528.com)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想法是与下述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防止竞争的结果（收入）再转化为竞争的条件（财产），以此方式来促进财富的平等。人们基于过去的成就来开创未来，这是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和主要的手段。在算法框架下，这一点显示得尤其清楚。这种正向的循环每时每刻都在每一项行为中发生着，它本身是不需要也绝不可能加以禁绝的；否则，人类社会也就与发展无缘了。不过，另一方面，在个人命运的演变中，这的确是造成“富者恒富”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成功实现脱贫致富的人，通过实行审慎而恰当的策略，充分发挥其所具有的财产优势，很可能就会长久地保留在富裕阶层之中。这是一种明智，是主流价值观所容许甚至称道的。可是，问题在于，对财产优势运用的某些方面，被社会认为是不恰当的，以致构成了“滥用”。例如，有钱的人可以运用钱财去进行各种收买；可以收买选票，贿赂官员，制造公共舆论，影响政府的政策。有钱人还可以与民间的黑恶势力相勾结，为非作歹，伤天害理，鱼肉百姓。这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在当今社会仍然广泛地存在着，这就危害了竞争的规则与竞争的环境本身。金钱的力量如不加以控制，它就有可能是破坏性的；这是社会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才认识到的道理。这是一种负面的边际效应。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已经由现实社会给出了至少两个答案：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以累进所得税、转移支付与社会保障等手段为主的政府调节。后者不改变所有制形式，而是援引公共财政的历史传统，求诸事后的、边际性的再分配措施。它不改变市场经济的大框架，力图通过对资本的权利施加一定程度的限制，来缓解社会矛盾。第一种方式是为了防止分配不均，直接限制和更改“蛋糕”的生产方式（结果减少了生产数量）。第二种方式虽然允许“蛋糕”照旧生产，但却在生产出来之后把其中的一部分拿走了。既然会遭遇这样的“下场”，反过来，生产“蛋糕”的积极性也就会遭到削弱。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呢？

算法原理的意涵在于，它首先可以用来显示此类实际问题的解答的复杂性。多种正反因素结合起来，其最终效果如何？这里不存在什么“原则性的”答案，只是程度与数量的冲抵和比较。解答的方法可以有两个：一是模拟，二是实验。好在关于上述问题，现实社会已经通过实验给出了一个相当可靠的答案，即大体说来，第二种方式优于第一种方式。在第一种方式下，或早或晚，经济活动将会发生严重的萎缩与不协调。但第一种方式并不是绝对没有价值的，尤其是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对此的进一步探讨和改进意见，将在第9.3 节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