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程学：一门指导社会活动的学科

社会工程学就是指导人们如何从事社会活动的一门学科。由于社会活动的性质与种类是非常丰富多样的，这门学科必然包含众多的子学科。实际上，它应当是众多学科的一个统称，是学科的一个大的门类。在逻辑关系上，它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主要以物理对象为标的的）工程学等学科门类相互并列、相互联系并相互区别。

长期以来，“社会工程学”这个概念处于一种若隐若现的模糊状态中。其主要原因在于，在机械的决定论的统治之下，我们无法从社会科学的逻辑中推演出社会工程学。如果人们进行社会活动（以及一切活动）的方案是像解方程那样被严格地、没有选择性地推导出来的，就不存在主观地进行“构造”的问题，从而也就无所谓“工程学”了。当事人按照所推导出来的那个最佳的、唯一的方案进行行动，造成了社会现象。而当社会科学家观察这些现象的时候，这些现象已经被造成了，并且是按照（与观察者视角相一致的）最优的方式造成的，因而，社会科学家除了观察、描述、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之外，也就无事可做了。现实不需要社会科学家进行指导，社会科学家也不可能有能力来对当事人进行指导。然而，事实上，这种指导不仅需要，有时还十分迫切。为了响应这些实际需要，学者们不得不在相关的具体议题上“炮制”学说，构思方案，提出主张，尽管他们并不能说清楚为什么可以这样做。模糊的状态就这样形成了。

打破这种模糊性的方法在于采取一个看似简单实则重大的措施，这就是引入有限计算速度，以及为此而构造出来的算法框架理论。在算法的进路之下，人类思维被描述为需要众多的阶段与步骤；于是，这就首先出现了一个区分，即以理解和解释世界状态为目的地的思维阶段，以及以得出行动方案为目的地的思维阶段。前者便是认识阶段，或者科学研究阶段；后者则是决策阶段，或者工程研究阶段。前者通常是后者的基础。但是，由于后者可以转化为社会现实，于是，它也可以进一步成为前者的研究对象，从而构成前者的基础。

以上两个阶段是相互衔接和相互循环的。于是，有人必然会问：为什么又要把它们彼此予以区分呢？这里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在算法框架下，任何不同的思想原则上都存在着一定的独立性；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彼此决定着对方，以至不需要加以区分。这是演绎法与另类算法交错使用的必然结果。作为这种结果的一个表现，社会科学与社会工程学所要回答的问题不仅不相同，而且回答这些问题所引用的数据材料必定也有所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当引用材料来回答问题时，社会工程学并不能完全依赖于社会科学所供应的理论。由于任何具体时空环境下能够提供的理论都是有限的，也就不能指望已经“炮制”出来的这些理论恰好能够用于解答工程学时下所面临的问题，不多也不少。基于经验材料或理论问题所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不可能恰好与基于实际问题所发展起来的工程学完全地相互衔接起来，处处严丝合缝；实际上，它们之间的脱节很严重。这就好比我喜欢吃的菜与我会炒的菜并不总是一回事一样。假如我喜欢吃所有的菜，也会炒所有的菜，则就不存在这种差异或冲突了。这就是算法方法可以用来区分并分别定义科学与工程学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简单明了，但它也是深刻的，笔者相信是有说服力的。

由人数有限的学者们在有限时间与有限资源的支持下、沿着一定的传统或逻辑顺序所发展起来的科学与工程学，都是具有各自的性格与品相的。这就好比沙漠中的一块块绿洲，各自围绕着其下的水源进行生长、扩张。这意味着知识的分类与离散化，也意味着思想的有限性。算法框架下的各种思想之间是具有程度不同的亲疏关系的，因而，对于“思想的群体”的划分是重要的。这就好比自由社会中的公民结成了不同的团体，并分别给他们各自的组织起一个名称。这是一种“非新古典的”现象。当然，这一点不宜过分强调。在社会科学文献中，科学的内容与工程学的内容往往是并存的，有时甚至不能完全区分。尽管两方面的内容之间常常存在着鸿沟，但论者们总是热衷于同时阐述这两个方面，逻辑连贯性则在其中忽隐忽现。在此基础上，如同社会科学一样，社会工程学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逻辑、传统、主张甚至共识；有时候，即使科学研究的结论在暗示着相反的倾向，在阐述政策主张时，学者们也对此置之不理，而继续按照传统主张来进行表述。例如，“市场”与“民主”如今都取得了显著的正统性，于是，当学者们发现了不利于这些主张的证据时，他们也总是很小心地进行表述，甚至挖空心思来寻找各种借口，为其开脱。(www.xing528.com)

区分社会科学与社会工程学的另一个容易忽视但却很重要的方面，在于进一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科学支持着工程学，工程学又会反过来造就科学研究的研究对象，又如何能够将它们相互区分呢？这个问题还可以转换为以下的问题：在我们研究社会对象的时候，何以能够确信我们所考虑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当事人还尚未考虑过呢？或者，何以能够确信我们所型构的方案（作为建议对象的）当事人还尚未构想过呢？假如这些区分不存在，社会科学与社会工程学的区分也就不能实质性地存在，两种学科就只是在从不同的角度谈论同一些事情而已（这正是新古典主义的含义）。然而，常识与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区分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人们读书、求学、向知识分子索取政策建议等现象，都证明了这些区分不仅存在，而且是重要的。那么，原因何在呢？我们又如何来解释这些区分的存在呢？答案就在于以思想的实体化、计算时间等元素所构成的算法理论：社会科学家们所观察和研究的对象，是由截至观察之时为止的当事人的思维活动与行动所造成的，当事人的这些思维活动并不能把社会科学家们在完成观察之后将要进行的思维活动包括在内，后者虽然难免具有重复的或者可预测的内容，但它在原则上将会具有众多未曾被预测到的新内容——无论这些内容是关于认识的还是关于行动的。这些新内容已经无法体现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既成事实之中，它们只能用来影响今后的行动和事实了。新古典主义认为这些“新的”内容会被预测到，因而不是“新的”，当然也就无法把工程学从科学中分离出来了。从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把思想区分为“这个”与“那个”，也即把思想区分为不同的实体有多么重要。

刚才谈到工程学不能够完全采用社会科学理论来构造行动方案，那么，读者要问的是：那它还将采用什么东西作为基础呢？答案就是：诸如常识与经验之类的东西。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一个当事人每天都要从事某些社会活动，他们在学习社会科学与工程学之前也要从事社会活动，因此，每个人其实都在随时随地地构造和发展着自己的个性化的“社会科学”与“社会工程学”。学者们在构造比较正式化的社会科学与社会工程学的时候，必然也要以自己所拥有的这些常识和经验为基础，然后，再运用自己专门化工作的优势，将之予以加工、提炼、改造和系统化。尤其是，当学者们构造社会工程学的时候，由于社会科学理论是有限的和不敷使用的，他们就难免求诸常识与经验性材料。这些常识与经验性材料不限于自己或他人生活的积累，而且也包括了大量的来自其他学者的书面材料在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据笔者的观察，经济学家们通常其实很少能够从诸如一般均衡理论之类的“纯理论”中得出政策建议；经济学家们提供给真实当事人的“教诲”或者建议主要来自他们所阅读的诸如《国富论》之类的典籍。这些典籍借助于大量的实例讲述了经济生活中种种丰富的道理，而这些道理实际上至今还甚少被理论化。一个经济学者要是不阅读这门学科历史上各类丰富的典籍，假如仅凭方程式，他基本上就失去了指导现实的能力。

还是那句老话：抽象的、宏大的、系统的和正式的学说只能在与常识和经验的竞争与互补中谋求生存之道，知识分子所讲授的东西只是社会中所存在的一种局部的、类型化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说社会工程学可以“指导”现实并不准确，其实它只是一些建议，有待于真实当事人进行选择、改造和检验。书本知识所导致的一个有些尴尬但颇为有趣的现象是，无论认识性的还是行动性的知识，在它被传授给当事人以后，当事人未必会按照学者们的期待或指导进行行动，他们所受到的启发有可能完全是另一些东西。他们不事声张，但却因此而悄悄地改变着自己的思考与行为方式。学者们通常对此留意不多。这是有限理性的一种形式，是它的一种后果与表现。社会科学本身就会“自动地”生成某些行为后果与工程学含义，学者们的“工程学”只是其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