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程：唐代邮路里程及其规定

所谓驿程即驿路里程。唐宋驿程的计算方法，水陆不同。陆路驿程的计算，是以过驿的数目为单位，驿距一定则驿程可知。水路则稍复杂，一般来说是以邮签为计算工具。邮签即驿馆的更筹，用途主要是计时，但也兼有计程的作用。更筹上刻有时间刻度，以行船的时辰数乘以船行每时的速度，就得到所行的水驿之程。《山堂肆考》卷一七六“报程”条对此有明确的解释，云：“邮签即漏筹也，舟中所用以分时者。”《九家集注杜诗》卷三五亦指出它是“舟中所用，以知时者也”。杜甫《宿青草湖》：“宿浆依农事，邮签报水程。”写大历四年（769）乘船赴衡岳，驿船中夫役在以邮签报告水程，沿用的就是这一做法。边远及无驿路者则以日为程，具体里程无法确知。如唐朝通云南的驿路，从巂州俄淮岭至阳苴哶城的蛮界路段共十九驿，一千五十四里，从安南府城至蛮王见坐苴哶城水陆五十二日程，无驿路，“只计日，无里数”（《蛮书》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第一》）。

唐代驿路的走向与里程，是报请中央批准的，地方政府并不能自作主张。《唐会要》卷八六《道路》所载的众多道路，如大和二年（828）郑州刺史杨归厚奏置的府城驿路，定州奏改的白石岭南驿路，大中三年（849）郑渥、节度使李玭新开的文川谷路，都是准敕修建的。宋代不仅如此，甚至连驿程都得诏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三：“户、兵部言：泾原路新建城寨西安州，未限定驿程。经略司相度，自镇戎军至平夏城为一程，自平夏城至临羌寨为一程，自临羌寨至西安州为一程。仍乞平夏城驿以石门为名，临羌寨驿以秋苇为名，西安州驿以南牟为名。从之。”连驿名都得经过批准，《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就载有好几个驿名、驿程诏定的事例，可见宋代对馆驿和驿路的控制之严。

宋代驿程都经过严密计算，并有专书记载。《遂初堂书目》中的《北都驿程图》，《通志》卷六六《艺文略第四》著录的《天下驿程记》一卷、卷七二《图谱略第一》著录的《诸路至京驿程图》，都是这样的专书，而唐代却没有。宋代史书对驿程的记载也比唐代要详尽、明确。《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八列有自东京至襄阳府的驿程，系勘验所得：“京至延镇四十五里，尉氏县至许田镇七十五里，许田镇至颍昌四十五里。”同书卷二四四载有宋东京至辽国燕京的地理驿程：“泗州至临淮县六十里，临清至青阳驿八十里，青阳驿至虹县八十里，……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燕至东京一千三百十七里。自东京一千三百十七里，自东京至泗川一千三十四里。”《宝庆四明志》卷一所载驿程，则连余数都计算出来了：“今自本州迎恩驿挨排，沿路经过州县驿程，至东京都亭驿实计二千五百二十八里，二百四十有五步。”可见其计算之精密。

无论唐宋，行遣公事都有规定的程期，久而久之，唐宋人都养成了计程办事的习惯，连估计敌情都是如此。《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彦琼疑（孙）铎等有异志，曰：‘告者云今日贼至临清，计程须六日晚方至，为备未晚。’”胡注：“《（元丰）九域志》：‘临清县南至魏州城一百五十里。皇甫晖等以壬辰至临清，史彦琼以为六日晚方至魏州者，以师行日五十里，故计其涉三日方至也。’”表明计程行事是唐人的思维习惯。

唐宋诗文中计程的文字更多。《南部新书》乙卷引卢弘正《题柳泉驿》载其前后两过永济渡，都是八月十七日午时；两宿湖城县，都是六月十四日，这一结论是他“计程”得出的。张籍《送安西将》：“计程沙塞口，望伴驿峰头。”王建《过喜祥山馆》^[4]：“夜过深山算驿程，三回黑地听泉声。”石介《柳池驿中作》：“二十二余程鸟道，一千一百里江声。听尽行尽不觉远，西去出山犹七程。”赵抃《熙宁壬子至节夕宿两当驿》：“里数二千七百余，两当冬夜宿中途。”说明唐宋时人出门都是计程而行。他们还经常与其他交通情况对比，表达对身无公务、不计程行之悠闲自在的羡慕。武元衡《江上寄隐者》：“归舟不计程。”刘禹锡《罢和州游建康》：“官闲不计程。”陆游《早行》：“闲人不计程。”皆此意。(www.xing528.com)

唐宋人将一驿的里程通称“一程”。叶梦得说，他在蔡州，每岁造酒送至京师亲旧，“陆走七程”（《避暑录话》卷一），而秦观《祖氏先茔芝记》也说“蔡去京师七驿”，可证。我们在唐宋诗文中常见到“数程”之类字眼，如窦常《之任武陵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刘员外禹锡》：“江转数程淹驿骑，楚曾三户少人烟。”许浑《东游留别李丛秀才》：“数程山路长侵夜，千里家书动隔秋。”苏颂《发牛山》：“山坂萦纡道阻长，数程行处尚相望。”其中“程”均指一驿之程，具体距离唐宋各异^[5]。

与“程”相应的是程期，即完成公务的官定日期。《唐律疏议》卷四：“程者，依令，公案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及公使各有行程，如此之类，是为有程期者。”而“道路远近，皆有程期。如或稽违，日多少差加罪”（《唐会要》卷五七）。唐朝对各个方面的公务都规定了具体程期。杜甫《前出塞九首》其一：“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宋之问《使过襄阳登凤林寺阁》：“信美虽南国，严程限北归。”说到军队行进、使官奉使都有期限。其中期限促迫的称为严程，唐诗中多见。如刘希夷《送友人之新丰》：“宾游宽旅宴，王事促严程。”顾况《从军行二首》其一：“笳奏还以哀，肃肃趣严程。”内外六品以下官员考第申送朝廷，吏部及制敕所授官员赴任，皆准令式，据地理远近定其程限。周广顺元年（951）二月敕：今后诸道州府录事参军、判司、县令、主簿等新授官，准令式给程限，如不按期到任，便报吏部，“同违程不上收阙使用”（《五代会要》卷二〇）。流移之人各差专使领送，亦“皆有程限，不得稽留迟缓”（《唐六典》卷六）。不少唐代诗人都提到自己在流贬途中，为严程所迫，不得休息，说的就是这一制度。如宋之问《自洪府舟行直书其事》：“严程无休隙，日夜涉风水。”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鱼腹甘所葬，严程迫风帆。”

宋朝也有类似规定，如出任远官的必须依期进发，不准托故不赴。选人注川峡、广南、福建路幕职、州县官，给程限，违期不到任者，依法查处。出使辽国的使者，亦定其程限，限期回京。战士赴前线，州县官得替或赴任移替，均计程给券。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行驿的常识，如在规定速度之上加倍行进，称为“倍程”或“倍道”。《旧唐书》卷一二三《王绍传》载，德宗西幸，王绍为救急，“乃督缘路轻货，趣金、商路，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后唐魏王李继岌伐蜀，“回军在道，而有邺都之变，庄宗与刘后命内臣张汉宾赍急诏，所在催魏王归阙。张汉宾乘驿，倍道急行，至兴元西县，逢魏王，宣传诏旨”（《太平广记》卷八〇引《王氏见闻录》）。沿路州县馆驿提供免费食宿，称为“县次”或“路次”。《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癸丑，诏皇族五服等已上居四方者，家一人赴山陵，县次给食。”《唐摭言》卷二：“出使江外，路次于宋。”又作“途次”或“道次”。《大唐新语》卷二：“（李嗣真）为（来）俊臣所构，放于岭表。俊臣死，征还，途次桂阳而终。”《旧唐书》卷一八六上《王弘义传》：“俊臣贬，弘义亦流放琼州，妄称敕追。时胡元礼为侍御史，使岭南，道次于襄邓，会而按之。”从所引实例看，所谓途次、道次，指的多是公行，宿次的地方表面上看是小地名，实为驿馆名的省称，这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