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我希望我已经令人满意地确立了这一原理：即谷物的价格完全由不支付地租的土地，或者说完全由不支付地租的资本所生产的谷物的成本决定。因此，任何增加生产成本之事物都将提高价格；任何减少生产成本之事物都将降低成本。迫不得已耕种较为贫瘠的土地或在已耕种的土地上投入一定的追加资本而收益较少时，农产品的交换价值必然提高。机器发明能使耕种者以较少的生产成本获取谷物，它必然降低谷物的交换价值。任何对耕种者征收的税款，其形式无论是土地税、什一税还是产品税都将增加生产成本，因而也将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如果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不能弥补耕种者所缴纳的税款，他必定会从这个利润低于一般利润水平的行业撤出。这将引起供给减少，直至在需求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把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使耕种这块土地的投资与其他行业的投资一样能获得利润。
提高价格是耕种者能支付税款、继续从其资本的这种使用中获取普通一般利润的唯一手段。他不能从地租中扣除这种税款，不能迫使地主缴纳税款，因为他没有支付地租。他也不能从其利润中扣除税款，因为在其他行业有很大利润时，他没有理由继续从事这一微利行业。所以，毫无疑问，他有权按照征税额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农产品税不会由地主缴纳，也不会由农场主缴纳，而只会由消费者从提高的价格中支出。
应当记住，地租是投入在相同等级或不同等级土地上等量劳动和等量资本所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还应该记住，土地的货币地租和谷物地租并不以相同的比例发生变化。
在征收农产品税、土地税或什一税的情况下，土地的谷物地租会发生变化，而货币地租会和以前保持一致。
正像我们前面所假设的那样，[1]如果耕种的土地有三个等级，投入等量的资本会有以下产量：
一等土地的地租是20夸脱，即一等土地和三等土地的差额；二等土地的地租是10夸脱，是二等土地和三等土地的差额；而三等土地不支付任何地租。
如果谷物价格是每夸脱4英镑，一等土地的地租将是80英镑，二等土地的地租是40英镑。
假设每夸脱谷物征收8先令的税，那么谷物价格就会涨至4英镑8先令。如果地主获得的谷物地租与以前一样，一等土地的地租就是88英镑，二等土地的地租就是44英镑，但地主得到的地租与以前却不一样。一等土地的税赋要重于二等土地，二等土地的税赋重于三等，因为征税是按谷物产量的大小来征的。正是三等土地上的生产困难程度决定了价格。谷物涨到每夸脱4英镑8先令时，投入在三等土地上的资本利润也许属于资本的普通利润水平。
三个不同等级的产量和税额如下：
一等土地的货币地租仍然是80英镑，即640英镑和720英镑之间的差额。二等土地为40英镑，即640英镑和680英镑之间的差额，都与以前正好一样。但一等土地的谷物地租会从20夸脱减少到18.2夸脱，即145.5夸脱和163.7夸脱之间的差额。[2]二等土地的谷物地租从10夸脱减少到9.1夸脱，即145.5夸脱和154.6夸脱之间的差额。
因此，谷物税会落在谷物消费者身上，而且会按照税额程度比照一切其他商品提高谷物价值。除非有其他原因抵消税收，否则其他商品的价值就会按所含农产品的比例而提高。实际上是间接地向这些商品征税，它们的价值也会按税额的大小成比例地提高。
不过，农产品税和对劳动者必需品进行征税还有另外一种影响——提高工资。由于人口原理对人类繁殖的影响，最低工资决不能过多地持续超过维持劳动者生理和习惯所要求的费用。劳动阶级决不能承受任何繁重的赋税。因此，如果他们每夸脱小麦多支付8先令，并且购买更少量的其他必需品要多付钱，那么他们就不能维持原有工资，无法保留劳动力。工资必然提高，利润则按其提高比例而下降。政府对国内消费的一切谷物都按每夸脱8先令来征税，其中一部分由谷物消费者直接支付，另一部分由劳动的雇用者间接缴纳。后一种做法会影响利润，正像劳动需求超过劳动供给，或者获得劳动者所需的食品和必需品越发艰难致使工资提高一样。
从这种税对消费者的影响来说，它是一种均等税。但从它对利润的影响上看，它却是一种部分税，因为它既不影响地主，也不影响股东。前者继续收取相同的货币地租，后者则继续获得与以前同样多的货币股息。因此，土地产品税将有如下影响：
第一，它将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其数额与税额相等，所以根据消费者的消费量由每个消费者承担。
第二，它将提高劳动工资，降低利润。所以人们就用以下理由来反对这种税：
①由于能提高劳动工资，降低利润，它不是一种均等税，因为它影响农场主、商人和制造商的收入，并且对地主、股东和其他享有固定收入的人不征税。
②谷物价格上涨和工资上涨之间间隔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期间劳动者可能遭受穷困。
③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不利于积累，其作用不亚于土地天然贫瘠。
④由于农产品价格上升，一切含有农产品成分的商品价格都将提高，因而我们在一般市场上就不能以平等条件与外国制造商竞争。
第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由于这种税提高了劳动工资和降低了利润，它便是不平等的。因为它影响农场主、商人和制造商的收入，并且对地主、股东和其他享有固定收入的不征税。可以这样回答这一问题：如果这种税不平等，则应由议会通过直接征收土地地租税和股息税的手段使其平等。这样做会达到征收所得税的一切目的，无需采用探究个人私事的这种令人讨厌的手段，并使我们的税务员所具有的权力不违背一个自由国家的习惯和情感。
第二个反对意见认为，谷物价格上涨和工资上涨之间间隔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期间较低阶层可能遭受穷困。对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工资追随农产品价格发生变化的速度是极不相同的。有时谷物价格上涨对工资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有时工资上涨又发生在谷物价格上涨之前。另外，有时它对工资的影响是缓慢的，有时又是极为迅速的。[3]
那些认为必需品的价格决定劳动价格的人总是考虑到社会所处的特殊状态，他们似乎轻易地承认工资的涨落非常缓慢地紧随必需品的涨落之后。食品价格的上涨原因极不相同，从而相应地产生极不相同的结果。主要涨价原因有：
第一，供给不足。
第二，需求逐渐增加，最终可能引起生产成本增加。
第三，货币价值下降。
第四，对必需品征税。
研究必需品的高价格对工资产生影响的人还未对这四个原因加以区分。所以，我们将分别进行研究。
歉收会使价格上涨，高价是迫使消费适应供应状态的唯一途径。如果所有谷物购买者都很富有，价格无论如何上涨却都保持不变，最后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就会迫使不太富有的人放弃部分惯常的消费量。因为只有消费量减少，需求才能降到供应的限度以内。在这种情形下，根据食品价格强行规定货币的政策是最为荒唐的，这和滥用《济贫法》屡次出现的情形是一样的。这种方法不能向劳动者提供真正的救济，因其结果是使谷物价格更高，最终迫使劳动者根据有限的供给限制自己的消费。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由歉收引起的供给不足，如果没有不明智的和有危害的干预，便不会引起工资上涨。对于那些受领工资的人来说，工资上涨只是有名无实，它加剧了谷物市场的竞争，最终致使谷物种植者和商人获得更多的利润。劳动工资实际上是由必需品的供求与劳动供求的比例决定的，货币仅是表现工资的媒介或尺度。因此，在这种情形下，除非进口更多的食品或采用最为有用的替代品，[4]否则劳动者的穷困是不可避免的，议会不能提供任何良方妙药。
当增长的需求引起谷物的高价格时，在价格上涨之前总是工资先增长。因为如果人们用以购买所需物品的手段不增加，需求便无法增加。资本积累必然引起雇主们之间更为剧烈的竞争，因而劳动价格会提高。增加了的工资并不总是[5]马上用于购买食品，而首先用于劳动者的其他享用品上。改善了的生活条件使他能够结婚，并且维持家庭所需的食品需求自然替代了他暂时用工资购买的其他享乐品的需求。谷物需求增加并且社会上存在那些有更多支付手段的人致使谷物价格上涨。农场主的利润会超过一般利润水平，直到所需的资本量用于谷物生产为止。此后，谷物价格是重新回落到原来价格，还是持续高于以往价格将取决于这些增多的谷物以及土地等级。如果种植这些增多的谷物的土地与原来最后耕种的土地肥力相同，无需更多的劳动成本，那么谷物价格将会落到原有状况。如果土地更为贫瘠，那么价格将会持续高于以前。因为高工资是由于劳动需求增加而产生的，而高工资会促使结婚和供养孩子，因而也会使劳动供给增加。但当供给得以满足时，如果谷物已回落到原来的价格水平，工资也会回落到原来的价格水平。如果增加的谷物是在较差等级的土地上种植的，工资的价格就会比以前高。高价格与充足供给并不是互不相容的：持续高价不是因为数量不足，而是因为生产成本增加。的确，一般情况下，人口增长受到刺激时所产生的结果则超出了当时情况所需要的程度。虽然劳动需求增加，人口同样增加，但人口在维持劳动者的基金中所占的比例比增加资本前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种反应，工资会降低到自然水平以下，并持续下去，直至恢复到供求之间的正常比例为止。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工资上涨先于谷物的价格上涨，因此劳动者不会遭受穷困。
贵金属从矿山流入或因银行滥用职权会造成货币贬值。而货币贬值是食品价格上涨的另一原因。不过它不改变食品的产量，不影响劳动者和对劳动者的需求。因为资本既无增加也无减少。分配给劳动者的必需品的数量取决于必需品和劳动的相对供求状况。货币只是表示这个数量的媒介。由于这两个相对状况都没有改变，所以劳动者的实际报酬并没有改变。货币工资提高，但这些工资仅能使他购买与以前等量的必需品。反对这一原理之人必须证明：他们既然承认在鞋、帽子和谷物的数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增加货币量会使这些商品提高价格，那么为什么在劳动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增加货币量不会使劳动价格提高呢？鞋帽的相对市场价值是由与鞋的供求情况相比较的帽子的供求情况来决定的，货币只是表示其价值的媒介。如果鞋的价格提高一倍，帽子的价格也将提高一倍，它们就会保持原有的相对价值。所以，如果谷物和劳动者所有的必需品价格都提高一倍，劳动价格也会提高一倍。在不妨碍劳动和必需品正常供求的情况下，它们没有理由不保持原有的相对价值。(www.xing528.com)
货币贬值和农产品税尽管都能提高价格，但却不一定影响农产品数量和既想购买又愿消费农产品的人数。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即为什么一国资本异常增长时，工资会上涨，而谷物价格却保持不变或上涨很少；也很容易理解，即为什么一国资本减少时，工资会下跌，而其谷物价格却保持不变或下降很少并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理由是因为劳动这种商品不是随意增减的；如果帽子的需求市场太少，其价格就会上扬，但持续的时间会很短。如果对这一行业增加资金投入，一年内帽子的数量就会有适度的增加。因此，帽子的市场价格不能长期过多地超过其市场价格。但劳动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你不能在资本增加的一两年里增加人口，也不能在资本减少时迅速减少人口。虽然维持劳动的基金可迅速增减，但劳动人口却增减缓慢，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劳动价格才能完全受制于谷物和必需品的价格。但就货币贬值或谷物税来说，劳动供给不一定有任何过剩，需求也不一定有任何减少，因此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减少。
谷物税不一定减少谷物量，它仅能提高货币价格；它也不一定减少劳动需求（相对于劳动供给而言）。那么，它为什么减少支付给劳动者的那一部分呢？假设谷物税使给付劳动者的数量减少是真实的，换言之，它提高货币工资的比例不同于税收提高后所消费的谷物价格的比例，那么谷物供给是否会超过谷物需求呢？其价格不会下跌吗？劳动者不会因此而得到他往常所得的那一份额吗？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确从农业中抽回。因为如果价格不按税收总额提高，农业利润就会低于一般利润水平，资本就会寻求一个更为有利的用途。所以，关于我们正在讨论的农产品税，我认为在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劳动者工资上涨之间，不存在使劳动者感到忍受不了的时间。因此，这个阶级所遭受的困难就是其他税种给他们带来的困难，即税收对维持劳动基金的侵占，因而阻碍或减少了劳动需求所带来的危险。
至于对农产品税的第三种反对意见，即工资上涨和利润降低不利于积累，其作用不亚于土壤的天然贫瘠。我已经在本书的其他部分[6]努力证明，从生产和开支两方面，从降低商品价值和从提高利润率两方面，都可以同样有效地节约。物价不变时，我的利润从1000英镑上涨到1200英镑，我通过节约来增加资本的能力得以提高，但其程度不会像利润不变而商品价格下降，使800英镑能购得以前需1000英镑的商品时那样大。
现在看来税收额度必须提高，问题是同一数额究竟以减少利润的方式，还是以提高用利润购置的商品之价格的方式从个人手中取得。[7]
任何形式的税收都是利弊选择。如果它不影响利润或其他收入来源，[8]它一定影响支出。只要负担平均，不影响再生产，在哪个方面征税都是无所谓的。生产税或资本利润税，无论是直接从利润上征收，还是间接从土地或其产品上征收，都具有优于其他税种的优势。如果一切其他收入都要缴税，[9]社会上的每个阶层都逃避不掉，每一阶层都按其收入纳税。
如果对支出征税，守财奴就可逃避这种税。每年他的收入可能是10000英镑，而只支出300英镑。但利润税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都无法逃避。他或者放弃一部分产品或一部分产品的价值用以缴税，或者靠提高生产必需的必需品的价格来缴税，他将不能以和以前一样的速率继续积累。的确，他会有同等价值的收入，但他所支配的劳动量却不相同，还有用这种劳动进行加工的原料数量也不相同。
一个国家如果闭关自守，与邻国不通商，它就无法将其部分赋税转嫁出去。该国土地和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将会由该国政府使用。我不禁要想，除非政府把赋税不均等地强加给在进行积累和节约的阶层身上，否则这些赋税是在利润上征收，还是在农产品或工业制造品上征收都无关紧要。如果我的收入每年是1000英镑，必须缴纳100英镑的税，这笔税款究竟是从我的收入里支出，自己只剩900英镑，还是在购买农产品或工业制品时多付100英镑，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果在国家费用中我应负担100英镑，那么税收的功效就是我支付的100英镑不多也不少。最可靠的实施办法就是征收工资税、利润税和农产品税。
下面要讨论的是第四个问题，也就是最后一个反对意见：由于农产品价格提高，含有农产品成分的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将提高，因此在一般市场上我们无法以平等条件与外国制造商竞争。
首先，如果没有贵金属流入，谷物和一切本国商品的价格都不能大幅度地提高，因为等量货币在物价高时所能流通的商品量不会和物价低时相等，并且贵金属决不能用价格昂贵的商品所购买。当黄金的需求增加时，必须用更多而不是用更少的商品去换取它。货币需求不能用纸币供给，因为不是纸币决定作为商品的黄金的价值，反而是黄金决定纸币的价值。所以，除非黄金贬值，否则纸币进入流通就一定会贬值。当我们考虑到作为商品的黄金的价值必须由换得黄金所必须给付外国人的商品数量所决定时，就很清楚地看到黄金价值不可能降低。黄金便宜时，商品昂贵；黄金昂贵时，商品便宜并价格下跌。现在由于没有任何理由说外国人会以低于正常的价格出售黄金，所以不大可能有黄金流入。没有这种黄金流入，其数量就不会增加，其价格就不会下降，商品的一般价格也不会上涨。（有人可能怀疑，仅仅由于缴税，价格上涨的商品是否在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我认为不会。[10]）
农产品税可能产生的结果是提高农产品及[11]含有农产品成分的一切商品的价格，但与税额不成比例。而不含农产品成分的其他商品，如金属制品和陶器都会跌价。所以，与以前一样数量的货币就可以满足整个流通。
使所有国内产品价格上涨的赋税，除非在极有限的时间内，否则不会对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国内产品在国内的价格上涨，这些产品出口时的确不会立即获利，因为它们要承担一种在国外所没有的负担。这种税所产生的影响与各国货币价值的变化相同。如果这个国家是英国，它就不能出售，反而会买进。因为进口商品的价格不会上涨。在这种条件下，只能以输出货币来换取外国商品。但这种贸易不会持续很久。一个国家不能把自己的货币花尽，因为一定的货币量输出后，余下的货币就会升值，结果商品的这种价格会使商品出口再次获利。因此，货币升值时，我们应该不再输出货币换取商品，[12]反而应该出口那些首先因所使用的农产品涨价而涨价，而后又因货币输出而跌价的工业制品。
有人也许会反对说，货币价值这样上升时，其影响对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都是一样的，因而对进口外国商品的一切促进因素都将终止。假设我们进口一种商品，它在国外的价格是100英镑，在这里的价格为120英镑。当英国的货币价值上涨，它们在这里的售价只能是100英镑时，我们就应该停止进口这种商品。然而，这种情形永远不会发生。决定进口商品的动因是我们发现了这种商品在国外的价格便宜：是国外价格与国内价格的比较。[13]如果一国出口帽子而进口布匹，这样做的原因是制帽并用以交换布匹，这样会比自己生产布匹所得更多。如果农产品涨价引起制帽成本增加，它也必然使织布成本增加。因此，如果两种商品都在本国生产，那么两种商品的价格都会上涨。然而，如果其中一种商品是进口商品，当货币升值时，既不会涨价也不会降价。因为只有不降价，它才能恢复与出口商品的自然关系。农产品涨价会使每顶帽子的价格从30先令上涨到33先令，即上涨10％。如果我们生产布匹，同一原因会使每码布从20先令涨到22先令。这种涨价不会破坏布匹和帽子之间的关系。一顶帽子过去乃至现在仍然值1.5码布匹。但如果我们进口布匹，其价格始终保持在每码20先令，货币价值先涨后落对它均无影响。而帽子价格从每顶30先令到33先令又从每项33先令回落到30先令，到这时布匹与帽子的关系恢复原状。
为使这一问题简单化，我一直假设农产品价格上涨会以同等比例影响所有本国产品，并且假设对一种商品的影响使该商品的价格上涨10％，带动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提高10％。但是各种商品是由极不相同的原材料和劳动构成的。一些商品，如所有金属制品，不会受地面出产的农产品涨价的影响。显然，农产品税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是极不相同的。只要有这种影响，就会激励或阻碍某些商品的出口，并且无疑会产生商品税所引起那些弊端。它会破坏各种商品价格间的关系。因此，一顶帽子的自然价格不再等于1.5码布匹，而仅等于1
码，或等于1
码。因此，对外贸易方向可能极为不同。
所有这些弊端可能[14]不会影响进出口贸易，它们却可能妨碍全世界资本的最佳配置。这种配置只有当每种商品脱离人为限制，[15]可以自由稳定地以自然价格定价时，它才会得到最好的调节。
所以，虽然本国大部分商品的上涨价格会暂时妨碍普遍的出口，也可能持久地妨碍少数商品的出口，但它却不会极大地影响对外贸易，并且就国外市场的竞争来说，也不会使我们处于相对不利的条件之下。
[1]见本书第54～55页和第76～78页。
[2]第一版无“145.5夸脱与163.7夸脱之间的差额”字样及本段末尾类似的句子。
[3]第一版为“另外，有时它对工资的影响是缓慢的，而有时间隔时间一定又是很短的”。
[4]第一版和第二版无“或采用最为有用的替代品”一句。
[5]第一版和第二版无“总是”字样。
[6]见本书第91～92页。
[7]第一版无此段。
[8]第一版和第二版无“或其他收入来源”字样。
[9]第一版和第二版无“如果一切其他收入都要缴税”一句。
[10]第一版和第二版无此注释。见本书第149页脚注③。
[11]第一版和第二版为“进口的商品”。
[12]第一版和第二版为“进口的商品”。
[13]第一版和第二版为“国外的自然价格与它在国内的自然价格。”
[14]第一版无“可能”二字。
[15]第一版无“脱离人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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