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取样本与政治经济因素对贸易争端影响

1.样本选取

很多争端案件在申诉到WTO之前，都经过了双方磋商的过程，有的争端通过双边协议或者两国间磋商能够得到妥善解决，而有的争端通过双边难以解决，案件最终被申诉到WTO。鉴于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双边磋商数据难以全部获得，这里选取美国与具有主要代表性的国家和区域组织间的贸易争端进行研究。Davis（2008）在美国申诉到WTO的计量研究中，根据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选择了9个国家（地区）作为代表^[5]。由于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如中国只是近年来才成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而且主要贸易伙伴对美国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选择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因为贸易进出口和贸易平衡等经济因素影响着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但是，Davis（2008）主要关注争端机制选择的政治因素，避开了样本选择偏好问题。而本书则是从政治、经济等多因素角度进行分析，为了避免样本选择的偏好，选取1995—2009年贸易争端中，美国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前十位国家（地区）。其中，包括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地区）中的欧盟、日本、韩国、墨西哥、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非OECD成员国的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这些国家或区域组织大多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且增加了中国元素，确保了样本具有代表性和实际意义。这里选取的样本包括了，1995—2009年美国和以上10个国家（地区）发生贸易争端时，选择双边磋商^[6]还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由于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件一般都先经过了双边磋商过程，双方磋商失败后再进一步申诉到WTO的，这就和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博弈非常吻合（从双边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在双边磋商的争端案件选取中，主要包括双边磋商解决的案件和双边磋商没有完全解决的案件，但争端必须是没有被申诉到WTO的。由于双边磋商的案件比较零散，这里主要是通过相关资料相互补充，加以分析和提炼获得的。双边磋商资料来源主要有：美国贸易代表处网站^[7]；贸易政策议程和年度报告中双边或区域谈判的案件（1995—2009年）；美国贸易壁垒国别评估报告（2001—2009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网站^[8]中各年度贸易情况（1995—2012年）。由于2010年以后美国双边谈判数据难以获得，本书最终选取1995—2009年的样本。

2.政治、经济变量的分析

Davis（2005，2006，2008，2009）认为，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政治、经济因素作用于双边磋商和WTO争端机制的选择。

政治、经济因素分别用相应的可以量化的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政治因素主要是各种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影响，即通过各种游说活动向政府推销其政策主张，进而影响政府决策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方向变化，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利益。利益集团主要是通过政治捐款和手中的选票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所以利益集团捐款数目越多，对政府的影响力越大，其利益就会受到政府更多的关注。政治家通过保护利益集团的利益获得捐款和政治选票（Davis，2008）。当某个行业的政治捐款和选票越多时，一旦发生贸易摩擦与争端，政府在双边磋商中很难做出让步，申诉到WTO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而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即使败诉，政府也向利益集团表明了其对该利益集团之利益的关注态度，进而减缓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政治压力（Davis，2008）。所以，当政府受到政治压力影响时，争端解决倾向于申诉至WTO争端解决机制。规模大的行业政治影响力大，在该行业发生的贸易摩擦与争端时，政府更有可能通过申诉至WTO去解决；然而，规模大的行业，如果集中度不高，在政治活动时容易存在“搭便车”现象，此时规模小的行业反而能更好地解决“搭便车”问题（Olson，1965）。所以，集中度不高但规模却很大的行业发生摩擦与争端时，通过申诉解决的可能性反而降低。就业人数多的行业通过选票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政府要对选民负责，否则在下次选举中将会遭受选民的抛弃。可见，就业人数多的行业发生贸易争端时，通过申诉解决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地上升。在经验研究中，政治因素通常用政治捐款、行业规模进行衡量，而行业规模通常用行业产量、行业就业人数等表示。(www.xing528.com)

经济因素影响着双边磋商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如果在双边磋商中，双方通过相互让步使争端得到解决，则节约了申诉到WTO的时间成本和诉讼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双边磋商的经济福利大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于美国而言，如果在双边磋商中，目标国向美国让步越多，通过双边磋商解决争端的可能性越大；如果美国在双边磋商中的经济福利优于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制，通过双边磋商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就越大。在经济因素对争端解决机制选择影响的理论分析中，Bown（2004b）认为，应诉方出口到申诉方的贸易量占其全部出口的份额影响着应诉方的报复能力，应诉方出口份额越大，意味着申诉方的报复能力越强，在争端解决中应诉方让步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然。在双边磋商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中，经济因素的影响在于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如果在双边磋商中，贸易伙伴国对美国做出让步，美国能够从中得到更大的福利，则更愿意通过双边磋商来解决争端。因此，目标国出口到美国占其总出口的份额越大，做出让步的可能性就越大，美国运用双边磋商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反之亦然。同理，对美国出口到目标国占其全部出口份额的比重也影响着美国对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美国对目标国的出口份额越大，意味着目标国的经济报复能力越强，贸易伙伴在双边磋商中的态度越强硬（Bown，2004a，2004b）。这样，在双边磋商中，美国做出让步或者进行双边报复都会使其自身福利遭受损失，因此美国将更愿意通过WTO争端机制解决贸易摩擦与争端。在经济因素中，美国和贸易伙伴的贸易平衡状况也会影响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Davis，2008）。Davis在其实证研究中使用了行业贸易平衡作为经济变量指标，认为行业贸易顺差意味着美国在该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美国会通过申诉来进一步保护该行业的利益。Bayard和Elliott（1994），Guzman和Simmons（2005），Bown（2004b）等分析了行业贸易平衡对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经济影响，认为如果美国对贸易伙伴为逆差，且贸易逆差越大，则在争端中的态度将越强硬；相对而言，贸易伙伴让步越多，美国在双边磋商中能够得到更多的福利，则更愿意通过双边磋商解决争端。由于行业贸易平衡数据难以全面获得，这里采用了美国与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平衡进行衡量。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逆差越大，意味着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市场的依赖性越大，贸易伙伴在争端中会作出更多的让步。例如：韩国、新加坡等对于美国出口市场的严重依赖，使其在争端中对美国做出了较多的让步。这时，美国在争端解决中的态度相对强硬，且更愿意通过双边磋商以谋取更多的利益。简言之，贸易逆差越大，美国通过WTO争端机制解决争端的可能性越小。譬如，美国和日本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使其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对日本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进而对日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目标国GDP的大小对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也有影响。GDP规模大表示贸易伙伴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因此谈判能力也相应地提高（Davis和Shirato，2007）。在解决贸易摩擦与争端的过程中，强国希望谈判解决，而弱国则希望通过诉讼（Holmes，Rollo和Young，2003；Smith，2000）。因此，美国更愿意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争端，其他国家（地区）则更愿意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Reinhardt，2000）。目标国的GDP规模越小，意味着在双边磋商中越容易做出让步，因此美国从双边磋商中得到的福利也越多；反之，GDP规模较大的目标国在双边磋商中因实力雄厚，不易做出让步。因此，目标国GDP规模越大，美国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性也越大。

3.数据说明

行业政治捐款数目越多，争端通过双边解决的可能性越小，而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的可能性增加。本书中的行业采用ISIC（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法）两位数分类。由于美国的政治捐款行业不完全根据ISIC的分类法统计，通过处理尽可能和ISIC接近。例如：在农业领域，其政治捐款行业数据主要是按照ISIC三位数分类，甚至四位数分类（水果／蔬菜）进行统计的。在这里，我们根据ISIC两位数分类进行适当处理，对农作物生产及其产品、家禽及其禽蛋、牲畜行业、农业服务及其产品的ISIC三位数的行业进行加总，代表农业ISIC两位数的行业分类。由于政治献金的数据以两年为周期，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即政府通过申诉表明对某行业争端较为重视时，会使该行业政治捐款不断增加），书中采用滞后变量处理，使用前一年或前两年的捐款数据（1994—2008年），计量单位为万美元。数据来源于政治献金网站^[9]，并经过进一步处理获得。行业产量越大，表示政治影响越大。在OCED网站^[10]中，行业产量主要是根据ISIC两位数分类的行业或几个两位数行业的加总。行业就业人数影响政府的选择，就业人数多的行业出现争端时，政府一般都比较重视，在争端解决中让步的可能性也较小，争端通过双边解决的难度加大，更有可能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解决。本书将采用就业比率来代替该变量指标（该行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率），因为就业率比重可以更有效地反映行业选票的影响力。此外，贸易伙伴的行业就业率也会影响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就业率高的行业意味着该行业对贸易伙伴政府的重要性，在贸易争端博弈中其政府不容易做出让步；在双边磋商中，贸易伙伴对美国做出的让步的可能性下降，故争端通过双边磋商解决的可能性小，而更有可能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就业率的数据都来源于OECD网站。

美国出口到目标国的产品规模和从目标国进口规模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网站^[11]，目标国的总出口数据来源于WTO网站中有关贸易在线统计数据库^[12]，经过处理分别计算出目标国的出口份额和美国的出口份额；通过美国和目标国的进出口数据计算出贸易差额。为简便起见，这里的贸易差额用美国的进口减去出口表示；其中，余额为正时，表示美国对目标国的贸易存在逆差。这里，目标国的GDP数据采用上一年的数据（1994—2008年），以百万美元为计量单位，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除了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其他因素也对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也产生着影响。对这些变量，本书采用控制变量加以处理。首先引入了非OECD成员国对于争端解决机制选择影响的控制变量，并将其定义为虚拟变量；如果美国将非OECD成员国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制，那么用1表示，否则用0表示。为了使回归结果系数更趋合理，运用对数对数据进行平滑处理，主要对政治捐款、行业产量、贸易平衡、贸易伙伴的GDP数据分别取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