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争端解决机制选择与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

关于发展中国家争端机制的选择，Davis（2005）曾经指出，由于经济和法律资源能力的不足，发展中国家选择争端解决机制受到限制。相对于世界贸易份额，发展中国家申诉至WTO案件少于发达国家，且更具有选择性，最不发达国家更是如此；在WTO以外的谈判场合，发展中国家受到的限制甚至更大；这同时也说明了，在多边贸易回合中发展中国家的成本相对较低，且更具影响力，可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互合作以获得更多的利益。Davis（2006）充分肯定了WTO法律裁决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认为裁决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贸易争端中获得更好的结果，秘鲁和越南争端解决的案例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在争端解决中，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和报复能力，常常是单边威胁的受害者（例如美国的单边措施）。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双边磋商解决争端，在双方都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减少了争端解决的时间成本，通过磋商促进了双方更多的合作，双方的福利得到改善。但是，在双边磋商中容易出现囚徒困境，并且在实力不对等的国家间弱国的利益往往受损。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参加区域组织增强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签署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能够通过区域协调更好地解决成员间的争端，使得区域成员间的福利得到改善。但是，区域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也有其局限性，不能适用于非区域组织成员，而且如果成员间实力不对称，弱国的利益难以保障。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在美国和墨西哥或加拿大的贸易争端中，通常墨西哥或加拿大的利益容易受损。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应更多地参与到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来。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论和实践说明了，相对于其他争端解决机制，该机制能够更好地维护弱国的利益，使世界福利得到改善。然而，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高企的诉讼费用和时间成本，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门槛过高，所以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任重而道远。此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区域谈判和多边谈判争取更多的利益，不断推动争端的合理解决，促进贸易的和谐发展。

实践中，双方在争端解决机制选择中存在着不断的博弈过程，因此政治经济因素对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民族特色和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在争端解决中，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供借鉴。对中国而言，在争端解决机制选择中受到本国的政治经济因素影响，具有“中国特色”。(www.xing528.com)

目前，研究中国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相关文献较少，大多关注于如何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问题。其中，田丰（2006）分析了区域组织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互动问题，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区域组织增强自身的实力，提高未来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并根据争端领域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同选择区域组织或WTO争端解决机制^[10]。但是，目前在实践中，中国运用区域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不多，这对于未来中国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上提供了思考。贺平（2009）以日本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为研究对象，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开始选择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并重的争端解决机制；到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运用WTO法律武器对付美国单边行动的做法被称作为“进攻性的法律主义”，但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把双刃剑，可能招致别国更多的诉讼，所以日本仍然以双边谈判为基础和核心之一。此外，日本还通过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区域组织缓解争端的压力。这对中国在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上不无启迪。张乃根（2003）、胡加祥（2008）、朱榄叶（2007，2009）等主要从法律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如何更有效地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问题。Ji和Huang（2011）对中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表现持肯定态度，他们从案例入手，分析了中国分别作为诉讼方、被诉方和第三方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认为从争端诉讼的数量看，中国作为申诉方和被诉方是均衡的；中国作为第三方积极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中国入世时间较短，但在WTO中的总体表现可圈可点，并且中国开始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近年来，中国在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进步表现是有目共睹，但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不足也是不可否认的，亟须完善乃是当务之急。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争端的解决主要通过各种谈判解决机制实现。这包括双边磋商、区域组织谈判（APEC）和多边贸易回合谈判等，相对于发达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范围相对有限。入世后，中国开始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争端解决机制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在具体的贸易争端中，中国主要利用双边磋商；在与发达国家的争端中，中国开始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