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社区规划和建设的重要性

需要说明的是，从已出台的有关居住区的规范性制度和文件来看，我国居住社区建设的规范对象主要局限于城市社区，农村农民自建住房不适用。

居住区规划源于西方邻里单位的“小区规划”，是通常用于住宅建设的基本空间单元。它以排斥城市道路交通干扰，以街区功能内向平衡为理论原旨。如早年曾有城市提出以人均居住面积4m2 为规划目标，以10hm2 用地，建10万m2，住1万人，并内置中小学等基本设施的小区规划模式。但实践中随着人均居住面积的增长、居住人口的减少，部分公共设施功能外溢，需在多个街区中再加以平衡布局，从而出现对“小区”原意的重新解读。随后由于住区私家车的快速增长，以及公共设施的增减等动因，曾有如“小区规划导则”和“住宅性能评价体系”等规则和标准推出，以及对既有居住区规划国标的修订等应变性、弥补性措施。20世纪90年代初，出于对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视和对聚居地域社会属性的再认识，而超越住区规划的物质性，转向更多地关注对社会性的需求与支持。居住区规划是强调自下而上的居民自主参与，紧贴邻里生活实际，并结合社区管理及相关部门协作的规划工作方式。^[14]

居住社区不是一个孤岛，其规划应是整个区域规划的一部分，居住社区的规模、形态和结构等需要放在整个区域范围内加以综合考虑。

（一）居住社区建设与人口规模

居住社区需要建设为多大规模，需要多少用地面积，容积率、套数等的确定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主要与规划人口有关。居住社区的规模由规划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等因素来决定，而人口规模和特征又由该区域的环境人口容量、产业布局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因素决定。不同的产业吸引不同规模和类型的人口，需要与之相配的居住面积、住房套数，以及与其需求相匹配的公共设施数量、等级等，高标准的公共服务配套即使对非就业人口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二）居住社区建设与区域协同

一方面，居住社区建设要综合考虑不同类型的产业人口和非就业人口的需求，社区品质、容积率、设施配套，甚至房型都要多样化，以适应不同类型居民的需求。另一方面，要综合考虑居民基本需求和共同需求，在不同步行时间区域内配置必要的配套设施，提升配套服务可及性。如在基本服务设施配置方面，设计每个居住社区5—10分钟可达菜场和卫生院；若干面积的区域需要设计与之匹配的产业区域等。此外，要建立居住社区与产业配套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等不同功能区域之间的有机联系。如应建立健全居住社区和产业区域之间方便的公共交通网络，提高居住社区可达性等。

（三）居住社区规划与居民参与(www.xing528.com)

居住社区的建设服务于居民，在规划过程中，居民应作为利益相关方参与规划的决策。

从目前中国居住社区规划实际来看，规划组织主体的政府部门不同，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对规划的参与程度及渠道也略有不同。根据现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居住区规划组织主体由所在的行政级别确定。如农村居住区的规划包含在村庄规划中，由乡镇政府组织，村庄规划在报送审批前，应当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城市居住区规划由所在镇政府、县政府或者所在城市政府组织，在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前，应当先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四）居住社区规划的缺陷

从目前来看，我国社区规划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在社区发展中尽量避免或弥补。如在规划实践中为了契合土地出让的合法性要求，普遍用控制性详细规划替代居住区规划，这在一定层面上造成了各小区规划之间缺乏统一协调、人文关怀不足等问题。^[15]

实践中的“住区规划”通常包括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建筑设计，审批通过后即可进入建设实施阶段。对上，住区规划遵从所属地块控制详细规划提出的一系列“法”定要求，即土地出让的规划设计条件；对下，需要满足开发利益最大化的诉求。这种规划模式下由于控规要求“过粗”，局限性明显。①此类控规没有扎实深入的调研作依据，不能反映城市区位环境特征，也不能回应使用者的切实需求，其编制法定性的基础较为薄弱。②应土地出让要求编制的控规是“批量化生产”的产物，批量化生产和相对固定的模式，简单套用经验化数据和指标使得控规成果大同小异。③住区规划设计师往往立足于本小区，一般难以兼顾区域综合性问题。④规划设计师受雇于委托方的角色也使其必须满足开发利益要求，往往要以牺牲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

此外，现行规范实施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如汽车保有量的持续上升、电子商务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等，对社区养老设施、顺应电子商务发展所需要的社区设施、停车设施等产生了新的需求，这些都是居住社区规划进一步完善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