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开创的相对和平稳定的政治局势，为宁夏地区的经济恢复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当时朝廷实行恢复发展宁夏经济的若干新政策，改革了明代后期军屯制度下的种种弊端，有力地促进了本地区18世纪的经济复兴，首先表现在宁夏平原农田水利的迅猛开发上。
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宁夏巡抚黄图安在《条议宁夏积弊疏》中提出整顿兵饷、渠工、驿递、军训等八项改革措施。其中特别是“化兵为农”、“变兵为民”一项有重大意义。它废除了“无兵之用，有兵之费”的得不偿失的军屯，将明末大批军队（包括屯田兵）转变为交纳田赋的自耕农。仅此一项，宁夏官府每岁可节省开支一万二千两银。此外由宁夏调往凤翔府开屯的犹如“遣戍罪军一般”的五百名兵丁全部释放回宁夏，使其安居乐业，发展生产。[16]要恢复发展宁夏农业，主要依靠两项传统措施，即疏浚渠道和移民屯垦。清初宁夏官员认为：“河渠为宁夏命脉，其事最要。……一方利赖，万姓生资，实藉于此。”[17]
顺治十五年，黄图安主持疏浚过唐渠和汉渠。康熙后期，宁夏水利同知王全臣主持开凿了大清渠，随后组织移民到查汉托护（蒙古语地名，意谓天然牧场，今平罗县黄河西岸大片滩地）屯垦。雍正初年，在川陕总督年羹尧视察宁夏河渠之后，朝廷特派户部侍郎单畴书到查汉托护治渠，并号召宁夏籍文武官员为推动宁夏开垦出力。[18]单畴书于宁夏病故之后，右通政使史在甲和兵部侍郎通智（满族）先后到宁夏主持开渠，终于开凿成功惠农和昌润两条干渠，开辟耕地万顷。同时，朝廷发帑银十五万两，招徕宁夏、宁朔、灵州、中卫和固原等地移民万余家到查汉托护等新开垦区落户。[19]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曾在此地新建新渠和宝丰两个县，只因后来遭大地震毁坏，仍归并平罗县。
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重修因地震毁坏的昌润渠时，又招来移民三千五百多户，耕种熟田三千一百六十七顷。其中赤贫七百多户，官府帮助解决其居住、耕牛、农具和口粮等困难，放宽征粮标准，并延长免征年限。各户场院菜地也不受限制。[20]他们都是自耕农，在清初本地尚未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下，生产发展较快。归纳上述清初新开干渠及其效益资料，列简表如下：
清代新开银川平原三大干渠简表[21](www.xing528.com)
由表可见，18世纪最初20年间，宁夏北部增加了可灌溉耕地四千多顷，即将近西汉到明代一千八百年间宁夏地区所开垦地一万五千顷的百分之三十。此外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公元1662～1795年，主要在18世纪）宁夏中卫和灵州等地因疏浚所有旧渠，也都扩大了灌溉面积。
据［乾隆］《宁夏府志》卷七记载，清初宁夏“入额田”一万七千五百六十三顷，经过一百多年的恢复开发，至乾隆后期已增至二万二千五百二十七顷，即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其中已减去了因各种灾害而免除田赋的原有入额田一千五百九十三顷）。虽然入额田是依据官府征收田赋的耕地来统计的，同实际耕地面积有较大出入，但仍可看出清初宁夏耕地面积增减的大概趋势。下表说明清初至乾隆年间，宁夏平原新开垦耕地达六千五百余顷，相当于原额的百分之三十七。而各地中以平罗县为最多，其新垦田数几乎同原额相等。这是由于上述新开的三条干渠都是由宁夏府城附近的老灌区出发，向北延伸至平罗县境的缘故。
乾隆年间宁夏府各州县耕地扩大表[22]
在治水实践的基础上，清初宁夏出现了一批关于修渠技术和管水经验的水利文献，如王全臣的《上抚军言渠务书》，杨应琚的《浚渠条款》和张金城的《水利志按语》等（均收集于《宁夏府志》卷八），很有科学价值。
又据嘉庆年间重修的《大清一统志》记载：宁夏境内有直接引黄河水灌溉的渠道大小二十三条，共灌地二万一千顷，又较前有所增加，已为明代最高耕地数额的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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