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面积扩大与南方地区开发-秦汉史

东汉时期农业生产进步的结果，集中地反映在全国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南方地区的开发方面。

耕地面积的扩大　东汉时期全国耕地面积肯定比西汉时扩大得多，但确切数字是多少，目前难于计算，因为关于东汉垦田数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户口数，史籍给我们留下的是一堆极为混乱、矛盾的记录。[286]而在这些记载中，垦田数最多的是：和帝永兴元年（105年）达七百三十二万零一百七十顷，人口达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人。这个数字还略低于西汉，而和帝以后垦田数字还继续减少，如“……安帝延光四年（125年）……垦田六百九十四万二千八百九十二顷一十三亩八十五步。……顺帝建康元年（144年）……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冲帝永嘉元年（145年）……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百八步。……质帝本初元年（146年）……垦田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后汉书·郡国志》注）。上述记载的垦田数字较和帝时还少，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上述记载的可靠程度和统计方法。有的史学家已对史籍中记载的东汉户口总数提出许多可疑之点（见高敏《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第406-411页）。从许多具体记载来看，东汉垦田数应远较西汉为大的。笔者认为：有关史籍所载的垦田数应是东汉政府征收赋税的数目。由于豪强地主的田庄不断发展，愈来愈多的耕地和人口归入到田庄，而豪强地主总是要千方百计向政府隐瞒自己所有的土地和人口数目的。这种情况愈到东汉后期愈严重，因此，在东汉政府的统计中垦田数愈来愈少就毫不奇怪了。实际上，东汉时期农业区不断扩大，许多过去未开垦的荒地、林莽、沼泽、丘陵均得到开垦，尤其是水利事业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大量的“不可垦”的土地都得到开垦而变成良田。这一类记载是很多的。如建初元年（76年）秦彭迁山阳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后汉书·循吏列传》）。张堪在东汉初“拜渔阳太守……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崔瑗任汲县令时“在事数言便宜。为人开稻田数百顷”（《后汉书·崔骃列传》）。明帝时，杨仁为什邡令（在今四川境内）“垦田千余顷”（《后汉书·儒林列传》），此外，在南阳、山阳、汝南、下邳等地的未垦荒地，都因耕作条件改善或灌溉开通而使“垦田增多”（《后汉书·任李万邳刘耿列传》）。这种变化当不是个别的现象。因此，东汉时期的垦田和人口总数字超过西汉是毫无疑问的。

南方经济的开发　东汉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还突出地表现在南方经济的发展。西汉时代，经济发展区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关中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这里，在司隶、豫、兖、冀、青、徐等六州，就拥有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而江南地区自然环境尚未得到改善，经济的发展和生活又都十分原始，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史记·货殖列传》），是个荒地多、人口少的地区。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人口数字可知，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中原地区的豫州（今河南的一部分）面积占全国百分之二，而人口则有七百五十万之多，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三以上，共有一百零八个县。南方的豫章郡（今江西省）面积倍于豫州，但只有三十五万多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以下，只有十八个县。这十分具体地反映了江南地区还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大部分地区尚未得到开发，林莽茂密，沼泽遍地，农业也只处于粗放的阶段。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均在黄河流域。(www.xing528.com)

但到东汉时期，尤其是至东汉末年，这种形势已发生变化：江南的广大地区得到开发，垦田和人口数迅速增长。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南方诸郡的人口普遍比西汉时增加。扬州人口从三百二十万增加到四百三十多万，益州人口从四百七十多万增加到七百二十多万，尤其是以今江西、湖南最显著，如荆州人口从三百五十多万增至六百二十多万，豫章郡已由三十五万人，增至一百六十六万人，增加了3.74倍，而北方诸郡，除帝乡南阳郡外，其余各郡都比西汉减少，尤其是西北减少得更厉害。三辅（关中）和并州（陕北和山西）少了五分之四，分别由二百四十万和三百三十多万减少到五十万和不足七十万。凉州（甘肃）人口由一百二十八万减到四十万左右，少了四分之三。虽然总的说来人口密度南方仍不及北方，但可以看出东汉时南方人口的增加是十分迅速的。

南方人口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标志。东汉时期，南方人口增加的原因有二：首先是西汉末年长达数十年的动乱，主要在黄河流域进行的。战争、灾荒、饥疾使中原人民无法在原地生活下去，如“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虫蔽天，盗贼群起，四方溃畔”（《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注引《东观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疾、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汉书·食货志下》），“户口减半”当然不可能都死亡了，其中大部分则是逃亡而离开故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初，中原地区黄河流域的人口还在不断减少，如建武二年（26年）“关中饥，民相食”（《后汉书·光武帝纪》）“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这些天灾、人祸造成北方人口锐减“丧乱之余，郡县残荒”（《后汉书·郑范贾张列传》）“城郭皆为丘墟”（《后汉书·窦融列传》）“城邑丘墟”（《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北方锐减的人口，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背井离乡，逃往当时虽十分荒芜但较为安定的江南苟全性命。据《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时（更始元年）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这些从中原逃到南方去的人，当然多数都定居那里了。江南地区人口增加的第二个原因是：东汉不少地方官在南方组织修建水利工程，推广先进耕作技术，使许多地区改变了生产条件，从而吸引了大批流民在当地定居，如建武六年李忠任丹阳太守时，教民辟垦，使“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后汉书·任李万邳刘耿列传》），当然，人口增加又促使垦田的扩大，如“（何敞）迁汝南太守……修理鲖阳旧渠，百姓赖其利，垦田增三万余顷”（《后汉书·朱乐何列传》），人口和垦田数成正比增长，这是不须赘言的。

东汉时期南方人口和垦田数的增长具有很大意义，它不仅扩大了我国原有的农业区，而且逐渐改变了旧有的农业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使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区域，如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西汉时由会稽郡管辖，东汉时分为吴、会稽二郡，这正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其他如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都在不断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区域，为东汉以后，三国魏晋时期的江南经济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