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筹措问题，当时，唐廷枢到任轮船招商局后广泛汲取民间资本，利用西方股份制的办法为轮船招商局的后续发展广泛集资。一个月后，据《申报》报道，“查此局近殊盛旺，大异初创之时，上海银主多欲附入其股份者。”[23]由此，可见当时唐廷枢和徐润二人先进的管理理念为轮船招商局资金筹措起到关键性作用。
随着轮船招商局的业务发展，徐润、唐廷枢在企业内部开始进行相应的人事变革。盛宣怀甚至说：“招商局事权悉在唐、徐二人，众所周知。”[24]由此可知，这一时期轮船招商局人事权由企业家自主掌握，官方在企业的代表没有太多话语权。
唐廷枢、徐润在《轮船招商总局章程》中，对于股份权益的规定，由以前的所有权益归为朝廷派遣的总办变为“总办、分局、钱庄人员管理由商总和商董来挑选任用”。[25]轮船招商局内部的经营方式由总办掌控变为由商总和商董来负责，商人利益与轮船招商局命运息息相关。因此，这一时期入股商人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努力经营，企业的发展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以至于唐廷枢说：“局员皆有巨资，倡为商股，即各董事亦系有股之人所充；孰不望局务蒸蒸日上”。[26]
总之，在徐润、唐廷枢主持局务时期，轮船招商局在“商办商管”的管理模式下，在与外商进行商战时有很大优势，尤其兼并旗昌轮船公司是这一管理模式优势最好的证明。而且在这一时期，在企业内部，官与商的关系比较平缓。但是，随着招商局业务的不断扩大，隐藏着债额高、利息重、开支繁、运能过剩、利润摊薄等重大问题。[27]
到盛宣怀主持局务时期，他首先对于徐润、唐廷枢时期“商办商管”的管理模式进行了彻底改革。他向李鸿章进呈了《用人理财章程》十条，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由官方掌控企业的经营权，在管理层排挤商人，进而彻底实行“官督商办”的管理模式。尤其在企业内部实行“挟商以蒙官”[28]的管理层级，企业所有的经营、人事任命都由各个部门督办说了算，所有一切都由督办呈报给盛宣怀，再由盛宣怀进呈李鸿章，形成一套严密、层级分明的管理体制。(www.xing528.com)
其次，对于企业内部进行商股成分的改革。在徐润、唐廷枢时期，轮船招商局通过积极吸取外部民间资本，形成强大的民间资本力量。但是在盛宣怀入主招商局之后，随着徐、唐的退出，在招商局内部众多民间资本开始逐步退出，从而形成官资独大的局面。
总之，到盛宣怀主持局务时期，轮船招商局实行“官督商办”的管理模式。通过企业内部人事调整、股份成分的变动，揭开了官与商在企业内部关系博弈的高潮。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由“商办商管”管理模式到“官督商办”管理模式，官商关系始终处于相互博弈的过程。在徐润、唐廷枢采取“商办商管”管理模式时期，在企业内部，企业家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官员只是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支持，所有事关企业的管理、经营由企业家掌握。因此在这一时期，企业家与官员在企业的内部博弈中，企业家占据优势。到盛宣怀采取“官督商办”管理模式，在企业内部通过一系列改革，将企业家排挤出管理层，由官员完全掌握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因此在这一时期，企业家与官员在企业内部博弈中，官员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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