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欣[1]
摘 要：轮船招商局的管理模式经历“商办商管”到“官督商办”的转变。徐润、唐廷枢时期，在“商办商管”管理模式下，政府与企业家各司其职，轮船招商局蓬勃发展；到盛宣怀进入轮船招商局实行“官督商办”管理模式后，政府开始在企业内部肆意掠夺，进而排挤企业家，将企业经营权牢牢掌握在官员手里。由此，开始官商关系在企业内部的博弈，而这种博弈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深思。
关键词：商办商管；官督商办；官商博弈
中国已经步入新时代，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涌现出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企业家。面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企业家如何处理，是事关企业能否平稳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尤其在中国，在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博弈之下，官员与企业家在企业内部的关系如何平衡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我们重新审视近代中国历史上企业内部的官商关系，会为新时代我国官商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在一般国民看来，晚清是一个屈辱时期——国门大开、巨额赔款、列强横肆。但是，在经济史学家眼里，这一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新的经济要素，外国在进入沿海时为我们带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企业管理模式。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列强进入东南沿海地区，与之相伴的是带来了新的市场规则和企业管理模式。尤其新式企业管理模式传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将该地区一批传统商人率先纳入到新经济规则中。这批人通过长时间与外商接触，逐渐掌握新的市场规则，他们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启蒙企业家。[2]
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时期，面对外部列强的武力威胁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清政府内部开始了一场自救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主要引进西方军事工业技术，主要目的是求取自强。但是随着军事工业的深入开办，后续投入资金出现了短缺。因此，为了缓解军事工业上的经费压力，洋务派开始发展民用工业以求富，利用民用工业的利润来弥补军事工业上经费短缺。
在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开始在商业上进行探索。政府层面，丁日昌认为中国遭受的武力威胁大多来自海洋，而且外国对华经济掠夺和倾销都是通过轮船运输。因此，政府必须发展轮船工业，以达到与外国进行“商战”的目的，当“西方人无利可图，自然就会离开中国，中国便无须使用武力将外国人驱逐出去”。[3]民间层面，尤其在企业家方面，郑观应提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业”，[4]他认为西方的强大，在于通过商业和工业致富，我们应该通过大力发展商业提升自身实力，进而与外商进行经济斗争。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政府与民间达成了一种共识，都希望发展商业，利用“商战”达到强国的目的。在这一特殊时期，近代史上第一批启蒙企业家能够很好地实现这一目的。(www.xing528.com)
第一，这批企业家长期与外商打交道，掌握了新的企业管理方法和新的市场规则，能够很好地把握市场动向；第二，这批企业家接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精神层面没有完全“西化”，骨子里还是有一种想要“富而求贵”的愿望，想要拥有一定特权来保护自身财富。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授予“红顶”[5]来控制他们。
在这种共识之下，轮船招商局应运而生。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管理模式由最初的“商办商管”慢慢走向了“官督商办”，管理模式的变迁进而引起官商关系在企业内部新的变化。
“官督商办”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是一个热点问题，关于该问题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形成众多成果。
宏观方面：杜恂诚、詹亦文、肖文评等学者分析“官督商办”是晚清时期官员与商人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双方共同选择的一种产物。[6]王玉茹则认为中国在晚清的特定时期，采用“官督商办”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企业是最好的模式。[7]此外，还有众多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该模式进行分析。[8]
微观方面：学者们分别从“官督商办”模式下的企业内部人事关系[9]、企业发展问题[10]、企业性质以及该种模式的意义进行讨论。[11]
总之，近年来关于“官督商办”的研究成果斐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针对该问题进行阐释，研究的视角也呈现出多样化。这些研究成果使我们对该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也为后来人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但是，对于“官督商办”问题的研究，还需要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入手。以具体的案例纵向来观察，通过比较的视角来审视该模式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官商博弈过程中对于企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从而为我们现代企业如何处理内部官商关系提供借鉴之道。
因此，本文将以轮船招商局为案例，通过比较徐润、唐廷枢时期“商办商管”模式和盛宣怀时期“官督商办”模式，重新审视招商局内部的官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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