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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消退对城镇化影响及应对策略

时间:2023-05-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自2010年以来,全国尺度已经呈现出人口红利消退的趋势,这主要是中东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结果。如何充分利用区域红利机遇期,将人口红利切实转化为发展成果是甘肃城镇化的重要课题。这一显著变化表明甘肃本地人口自然增长的趋势放缓,老龄化将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新型城镇化是将众多关注点下沉到农村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二是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影响“乡村人”的城镇化需求。

人口红利消退对城镇化影响及应对策略

(1)人口红利依然是甘肃的发展优势

一是全省劳动力规模、素质同步提升,人口红利优势继续强化。自2010年以来,全国尺度已经呈现出人口红利消退的趋势,这主要是中东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结果。相比之下,甘肃的总抚养比[1]低于50%,仍处于广义的人口红利期。同比还有,甘肃的少儿抚养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老年抚养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数据意味着甘肃的人口红利将延续更长时间,将会为本省未来二十年的发展带来规模优势。同时,从人口增长率比较数据来看,西北地区普遍处于人口红利期。甘肃的劳动力规模虽较大,但增长率落后于新疆、宁夏和青海。如何充分利用区域红利机遇期,将人口红利切实转化为发展成果是甘肃城镇化的重要课题。此外,广义上的绝对人口红利在甘肃省各市县普遍存在,并且随着20世纪末的多子化年龄结构的发展得到进一步强化。全省人口在数量上呈现出红利期特征的同时,人口素质和劳动力教育水平也大幅提升,在区域内相比十年前处于中游水平。劳动力规模优势将为甘肃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二是人口自然增长速度放缓,老龄化、少子化成为普遍问题。一方面,甘肃在享有人口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着潜在的人口发展危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省的老龄化指数已经达到8.3%,这标志着甘肃已步入老龄化社会[2]。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省仅两个县呈现出老龄化趋势,但是到2010年时,全省已经有近七十个县(区)单元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特征,这与全国老龄化态势基本同步。这一显著变化表明甘肃本地人口自然增长的趋势放缓,老龄化将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少子化也对甘肃人口发展提出了更大挑战。全省2010年少子化指数为17.7%,已经趋于严重少子化程度(15%~18%)。从全省市县数据比较来看,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绝大多数市县仍属于多子化地区,但是十年后超少子化市县已达7个,严重少子化市县达32个,少子化市县达16个,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生育率可能会有小幅增长,但是短期内不可能扭转甘肃总体上的少子化态势。这就要求必须利用好人口红利机遇期,以更好地应对未来新增劳动力规模下降的趋势。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定西、临夏、甘南、天水、陇南地区,仍有连片的非少子化地区,这意味着这一片区的人口自然增长仍将维持相对较高的水平。与此同时,这一片区的人口规模也占全省人口的较大比例,是全省人口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战场,在人口规模预测、城镇空间格局等方面应予以该地更多关注。

(2)乡村人口的城镇化需求具有差异性

乡村人口的城镇化需求差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www.xing528.com)

一是新型城镇化为“乡村人”提供多种城镇化选择。传统城镇化大多站在“城市人”的视角,把着眼点放在城市建设上,重点为城市居民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可持续的就业岗位、宜居的生活环境等。新型城镇化是将众多关注点下沉到农村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它强调与农业现代化结合,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不以牺牲农业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型城镇化给“乡村人”提供了多种增收致富的选择,“乡村人”可以选择进城从事二、三产业,也可选择留在农村实现规模经营,不同选择会导致身份的不同变化。首先,农民变市民,农村到城镇,这是城镇化最直接的影响;其次,农民变产业工人,工业化保证了有足够的产业来支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在经过标准化技能培训后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再者,传统农民变新式农民,农业现代化改变了传统的小规模手工耕种格局,取而代之的是规模化和机械化经营,农民直接面向市场和社会;最后,农民变个体户,城镇化带来产业集聚,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从事第三产业,迎来就业机会之余带来大量创业机遇。农民身份的变化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伴随的是“乡村人”收入增加,以及对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

二是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影响“乡村人”的城镇化需求。在没有经过标准化技能培训之前,地区农业发展的水平和特点,决定了劳动力资源的特点。农业生产条件好,收入高的地区,农村劳动力会更注重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延伸,以寻求劳动力资源的更合理利用,外出相对较少;农业生产条件差,收入低的地区,劳动力资源具有明显的兼业性,变化和流动频繁。收入水平的差距导致了农民需求的差异性。依此标准,大体可将农民分为三类:有条件且有意愿进城的农民、有条件无意愿进城的农民、没有条件进城的农民。有条件且有意愿进城的农民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引导对象,城镇人口的增多要求城市设施数量和质量实现相应提升。针对有条件无意愿进城的农民,一方面可加强现代农业基础支撑,推进新农村建设;另一方面引导低成本的服务业进入中小城镇,合理进行资源配置和公共资源的投入,使其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没有条件进城的农民,则还需要进一步的扶持和引导。

农业发展水平的差异,使甘肃河东与河西地区的农民在劳动力资源特点和收入水平上均出现分化。河西地区农业收入水平高,外出流动较少,主要倚重农业现代化实现增收,城镇的吸引相对较弱,农民大多有条件但无意愿进城。河东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普遍低于甘肃省平均收入水平,劳动力资源流动性较强,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较高。相比而言,河东地区,家庭收入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略弱,城镇就业带来的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的吸引力较强,农民有一定的进城意愿。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在城镇买房但保留农村户口,城里有房的需求远大于真正成为城镇居民的需求,造成这种不完全城镇化状态的原因在于农民一方面希望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特有的惠农补贴等诸多优惠政策,对于城镇的需求仅限于良好的城镇设施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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