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认为,还原交易成本的意义在于:(1)彻底澄清科斯及其批评者的混乱。正如库特所批评的那样,科斯定理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完全竞争环境,它在非竞争环境中是要失灵的。然而,库特的批评无关宏旨,他仍然局限于契约安排的选择批评科斯,从而不过是把科斯的交易成本定义域加以扩大,即在信息交流制约基础上,增加无票乘车者约束和机会主义约束。如前已述,布坎南认为,仅仅扩大交易成本的定义域是不够的,因为交易成本作为阻止资源有效配置的障碍完全内在于规则安排的选择之中。(2)把科斯定理置于一种合适的位置中。科斯定理不仅以既定规则安排的有效性作为前提,而且似乎特别强调契约性安排更有效率。这一点为布坎南所坚决反对。布坎南从政治或立宪角度指出,不应该以狂妄傲慢的态度去指出这种或那种体制是更为“有效率的”或者不是那么“有效率的”。因为体制的效率取决于全体有关的潜在交易者之间所达成的协议,不管这种对体制的一致看法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因此,倒是规则安排的“有效性”能够避免交易成本悖论:如果政府管制成本小于市场交易成本,那么,运用政府管制可能比科斯定理所偏好的契约配置更为有效。(3)坚定地从一般契约走向立宪契约。正是在这一走向中,法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可以与公共选择理论协同作战,更多地关注规则安排中权利分割与交易的不确定性,即关注阻止人们就规则达成一致的障碍。这就是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注释】
[1]本章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11期,第76—80,30页。原题为《交易成本的还原——对布坎南解释科斯定理的重新思考》,有个别改动。《经济学动态》在国内最早开设“新政治经济学”专栏。本章的发表,特别是关于“强制性契约”思考的结果,激励着作者开始了中国现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布坎南撰《权利、效率与交易:与交易成本无关》,载《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3]平新乔、刘伟撰《本世纪以来西方产权理论的演变》,《管理世界》1988年第4期。
[4]荣兆梓撰《制度分析:布坎南与科斯》,《经济学动态》1992第11期。
[5]科斯著《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24页。
[6]H.A.Simon,A Formal Theory of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Econometrica.Vol.19,No.3(Jul.,1951),pp.293 -305.转引自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7页。
[7]H.B.Hansmann,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The Yale Law Journal.Vol.89,No.5(Apr.,1980),pp.835 -901.转引自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页。
[8]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章。
[9]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章注⑨。(www.xing528.com)
[10]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章第2节。
[11]科斯撰《生产的制度结构》,接受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发表的演讲,中译文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3期。
[12]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0页。
[13]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5页注⒁。
[14]蔡志明较好地比较了布坎南与科斯的非本质差异,参见《公共选择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5期。
[15]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章。
[16]这里把权力理解为通过消极制裁而施加的控制,从而使强制性权力与报酬性权力区别开来。参见布劳著《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与交换》,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17]本书注:这一段内容后来扩展成为一篇论文,即《权力市场的制度安排——政治概念的一个经济分析框架》,《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18]奥克森(1988)富于启发性地把“生产性政治”定义为“互惠”,但他没有把非生产性政治纳入互惠之中,他的互惠模型交换倾向过强而强制性较弱。参见《互惠:一种颠倒的政治发展观》,载V·奥斯特罗姆等著《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章。
[19]怀特1956年的著作《组织人》,把组织人看作为完全泯灭个性去适应组织生活的人。转引自金哲等主编《当代新术语》“组织人”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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