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导言　城市传播：理论与实践意义

陆　晔^[1]

城市是一个物质实在，是人类栖身的场所，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是交往沟通之网，更是人类生存状况及其关系格局的呈现。传播与城市，自现代性发生时就相伴相随，有着不可分割的同构关系。在克琳娜·库蕾（2005）看来，传播、交流这一概念，既是了解当代社会的关键，也很好地提供了一个分析古代城邦文明的工具——作为西方城市的源头和人类现代城市的开端，古希腊的城邦文明是以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多种交流形态为基础的：文字的形成；行吟诗人将英雄史诗和神话传说口口相颂，极大地凸显了话语本身的重要性，并向后世描摹了从参议院、民众大会等古典政治形态到待客之道的交流情状；广场、圣殿、戏剧、体育学校在城邦内部公共交往中的作用；书本的普及和公共碑文的文字传播；公路、航道等基础设施甚至旅行、图书馆构成的对外交流网络，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看，古希腊城邦本身就是媒介，城市空间的布局、建筑物的设计、人的公共交往、社会话语的交流以及城邦的政治制度，彼此缠绕不可分割，共同铸成了人类最初的都市文明（孙玮，2012a）。因此，城市在时间或者空间上变迁，也就是交往沟通及其关系的重新切割；传播方式和格局的重大变化，无疑就是城市及其内、外部关系的调整和再现。城市为传播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社会土壤，传播也在城市的构成、城市政治经济活动的展开、城市文化的凝聚与传承等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日益扩大，库蕾所呈现的将信息传递、公共交往、城市空间并置的交往与沟通方式及其意义，在传播学研究中一度被弱化和遮蔽了，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仍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城市的角色不仅限于在产品交换中发挥作用，而且也在信息交换、社会交往中发挥作用。因此后工业社会的未来城市是由多元传播和多种信息主导的，城市传播的重要性藉此而凸显出来——不仅城市研究需要接受传播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正当性，传播研究也需要在大众媒介之外引入城市和社区的实体维度（Burd，1978）：1970年代以来，将城市这一实体本身作为一个传播系统来考察，已然成为一些研究者关注的议题。其中最值得引起重视的要点在于，这一类研究将大众媒介和城市实体空间并置，聚焦经由大众传播媒介和实体空间共同表征与建构的城市符号、城市形象、城市认同；讨论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如何通过大众媒介、人际交往、社区来体验都市生活，城市景观、地标以及大众媒介中介的和实体的视听形象与公众的关系；除了媒介的信息传递功能，也关注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本身在城市中的历史角色；既考察大众媒介在城市规划、城市政策方面的公共参与作用，也将大众媒介视为未来城市环境的有机组成，考察城市的集中与分散化、中心城区衰退和郊区卫星城市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传播和生活形态变化。

因此，城市是交往沟通的载体和网络；交往沟通是城市及其城市人存在的活动样态。研究交往和交流，研究传播，就是研究城市，研究城市人的生存；缺少交流和传播的视角，城市及其城市人的研究必然是残缺不全的。在那些关注城市和传播关系的研究者看来，城市的传播品质造成了人类生活总体品质的重大差异，因而城市的可沟通性需要从城市如何传播与城市如何促进传播这两方面来阐释（Gumpert ＆ Drucker，2008）。作为传播学一个正在兴起的领域，城市传播以城市研究和传播研究等多学科交叉为出发点，通过传播、社会、政治、文化等维度来观照、阐释、反思城市建设的理论和现实问题（Gibson，T.，＆ Lowes，M.，2007），促进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多元、健康发展。尽管这一正在发育的研究领域涉及的议题和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边界也不甚清晰，但不少研究者着眼于传播与城市的关系时，大体上承袭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两个不同脉络。一是将城市视为一个场所（place），其理论源流可以回溯到芝加哥学派，即通过城市独特的生活方式来探究城市成长的机制及其社会后果，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以大众媒介为核心的传播活动是促进认同、增强社会凝聚的平台和载体，在现代都市中承担协调关系、整合社会价值观的重要功能（Park，1922）。从简诺维茨（Janowitz，1952/1967），到近年麦克劳和鲍尔-洛基奇分别领衔的美国威斯康辛与南加州的研究团队，延续的均是传播与都市/社区整合关系的思路，探讨媒介、传播之于社区认同的意义（如McLeod et al.，1999，2001；Friedland ＆ McLeod，1999；Ball-Rokeach et al.，2001）。而塔洛（Turow，1997）则区分了美国社会两类不同性质与功能的媒介，“阶层塑成型”与“社会塑成型”，认为支撑媒介产业的广告业的发展以及新媒介技术的出现，正逐步加剧“阶层塑成型媒介”——即强调阶层分化、服务群体利益的媒介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这种转换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隔绝与分裂，当然这样的隔绝和分裂在城市当中就更加凸显。然而，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显然已经难以解释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形态和发展（于海，2005），于是城市被重新定义为一个过程（process）（Soja，2000），在流动的空间关系中（Castells，2000）来探究传播和城市。这一视角可看成是对库蕾讨论古希腊城邦作为传播与交往媒介的回应和回归。当今信息与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革命既加速城市的去中心化、离散化，也是城市聚合的黏合剂，这一对向心力和离心力正在重塑信息化时代的大都市形态（Audirac，2005）。一方面，新传播技术和全球化正在渗透和改变城市实体，形塑多中心、多文化、多中介的城市区域，形成新的城市地理；另一方面，信息与传播技术和全球化也生产出经由网络虚拟空间中介的“全球在地化”（glocal）城市，具有全球的权力分散、数字化、非物质化特征，是如卡斯特所说的流动空间的信息城市，是新城市区域化过程的组成部分——这个新的城市空间并不与传统政治经济构造下的民族国家相联接，它改变了国家的疆界，为全球公民带来有关“爱国主义”的新秩序（Burd，2008）。以城市传播的这一视角看来（Allison，2008），城市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复杂的人居环境。由于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传播的质量是个体和群体生活质量最基本的决定因素，因此传播成为城市自主自足、自主诗化、自主长存的基础和动因。而且，随着民族国家重要性被全球在地化削弱和随之而来城市重要性的递增，在世界范围内，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密切，城市传播不仅要考量城市内部的传播，也要考量城市之间的传播——后者在今天更像一个相互牵制和牵引的环形触发器和反馈平台，将地理上遥不可及的不同城市联系在一起。

将城市看作媒介、将传播视为人类存在方式，这一理念极大地拓展了以往传播研究从功能出发、以社会整合为目标的局限（孙玮，2012a）：在这里，传播媒介不仅限于我们熟知的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这样的大众传播媒介，也包括以往常被排除在媒介和传播研究之外、但却构成都市生活重要维度的实体空间；传播的意义不仅在于社会整合，而且也在于与后现代语境中都市生活异质性、多元化高度呼应的个体多元认同的价值传递；传播的边界也超越了民族国家，社区、城市、区域共同体，都成为传播关注的基本单位和理解传播意义的重要前提。

近年来，在城市发达国家，城市传播研究已初露头角，如“城市传播基金会”（Urban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开展的各种活动，包括举办城市传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设置包括城市新闻奖、城市传播应用研究奖、城市传播与环境设计资助等奖项和资助，其目标在于搭建起传播学者、城市规划专家和城市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桥梁，通过推动相关研究来帮助人们理解城市环境中的传播模式，通过政策和行政部门促进城市传播研究的应用，并在新技术时代促进公民的社会参与^[2]。由于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城市多被视为金融、贸易和工业的主体，它们作为传播和可沟通环境的角色一直是被忽视的（Susan ＆ Gumpert，2009）；在有关城市发展的政策和实践环节，考量一个“好”的城市和有质量的城市的标准，往往也都是从经济和政治的维度，缺少对城市及其与之不可割裂的传播的观照，因此城市传播将城市视为媒介、传播视为城市存在方式的理论视角更显示出重要意义。尽管目前暂时还没有一本专门的城市传播学术期刊，不过2008年6月号的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就以“可沟通城市”为主题，分别从“可沟通城市”的界定、作为媒介和信息的中介性大都市、全球性城市中相异性的并置与传播界面的构建、测量“可沟通城市”的指标体系建立、城市中的冲突和传播等若干议题展开论述。在将城市视作媒介、传播视为人类存在方式这一新的理论视野下，“可沟通城市”意味着城市结构和实体空间能够促成一个可以将其居民整合进一个动态而有活力的整体的传播系统，同时可以使城市居民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中去并为此承担一系列角色（Jeffres，2008）。因此，“可沟通城市”不仅是由基础设施、政策、法规和人口组成的集合体，同时也是一个建造的环境，不同文化、政策和法律在其中形塑着社会互动、商业贸易、社区和政治行动（Susan ＆ Gumpert，2009）。

在当前全球化、数字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尤其在当今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重新认识城市与交往、交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交往或传播的含义，是一个与人类存在密切相关的现实重大课题，也是拓展传播学理论和学科的重要基石。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将以“城市传播”作为未来研究的中心点，重新审视传播、交流与城市以及人类的关系，以达致三个目的。在社会功用层面，推动中国式“可沟通城市”的构建；在人文理念层面，从传播、交流视角观照现代城市人类生存的状况及其问题，尤其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在学科建设层面，以传播、交流为基点，勾连人文和社会学科，搭建传播研究新的理论制高点。本期《中国传播学评论》收录了“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11）——交往与沟通：变迁中的城市”的部分论文，力求从作为城市功能的交往与沟通、作为交往与沟通关系的城市、作为城市人的存在的交往沟通等不同维度来展开有关城市传播的讨论。尽管其中一些研究还不够成熟，但整体上提供了从传统媒介到新媒介、从媒介再现到实体空间、从个体都市体验到社区行动的一系列有关城市与传播关系的观照和阐释。

城市是一个极富动态的地方，充满活力、多样化的城市孕育着自我再生的种子（简·雅各布斯，1961/2006）。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故事、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示、一个整体分散并存的空间……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凯文·林奇，2001）。城市聚集了人的智慧，经历了岁月，也在岁月中发展起来；有些过度繁荣，有些陷入困境；但城市的故事将永远叙述下去，因为它是那么丰富多样（马克·吉罗德，2008）。大卫·哈维（2010）在《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中，从多个维度探讨城市空间生产如何再造新的社会关系和形塑新的共同体。如果从城市传播的理论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城市的空间生产过程，就会清晰地体察到现代性框架中，城市与传播并置，所形成的同构关系。这可以被理解为城市与传播关系的维度之一（孙玮，2012b），此外还有两个维度，大众媒介所建构的虚拟的“第二城市”和新技术时代传播、大众媒介、城市空间融合而成的“媒介城市”。近期以2010上海世博会为案例进行的影像都市研究，探讨被影像中介的城市，如何经由实体都市空间中的影像和都市的影像再现相互建构，参与都市意义的维系、协商、冲突、再造，便是有关“媒介城市”的实例之一（陆晔，2012）。以考察城市与传播关系的这三个维度为理论起点，城市传播极大地延伸了传播研究的范围和议题，拓展了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对话的平台；同时也将推动中国传播学研究面向中国城市化的现实诉求和全球化时代“明日的城市”这个人类的共同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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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udirac，I.（2005），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Urban Form：Challenges to Smart Growth，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28，pp.119-145.

3.Ball-Rokeach，S.J.，Kim，Y.-C.，＆ Matei，S.（2001），Storytelling neighborhood：Paths to belonging in diverse urban environments，Communication Research，28（4），pp.39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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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astells，M.（2000），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Grand Rapids：Blackwel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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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ibson，T.，＆ Lowes，M.（ed.）（2007），Urban Communication：Production，Text，Context，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

9.Gumpert，G.，＆ Drucker，S.J.（2008），Communicative Cities，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70（3/ 4），pp.19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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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cLeod et al.（1999），Community，communication，and participation：The role of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discussion in loc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16，pp.31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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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ark，R.（1922），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New York：Harper.

14.Soja，E.W.（2000），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Grand Rapids：Blackwell Limited.

15.Susan J.，D.，＆ Gumpert，G.（2009）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Communicative Cities，In Free Speech Yearbook（pp.65-84），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6.Turow，J.（1997），Breaking up America：Advertisers and the New Media Worl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8.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19.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20.克琳娜·库蕾：《古希腊的交流》，邓丽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1.陆晔：《影像都市的建构与体验——以2010上海世博会为个案》，《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

22.马克·吉罗德：《城市与人：一部社会与建筑的历史》，郑炘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

23.孙玮：《作为媒介的城市：传播意义再阐释》，《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

24.孙玮：《中国城市传播的理论建构》，2012中国传播学会年会“城市·文化·沟通”发言，山东济南，2012年7月22日。

25.于海：《西方城市理论一百年》（代序言），载于海主编：《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释】

[1] 陆晔，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2] 参见城市传播基金会网站：http://www.urbancomm.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