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蚕病虫害防治研究与开拓基础

魏成贵

魏成贵

魏成贵　辽宁省蚕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辽宁省蚕业科学研究所蚕保室原主任、中国柞蚕病虫害防治专家

魏成贵，1962年10月毕业于沈阳农学院，被分配到辽宁省蚕业科学研究所蚕保室，长期从事柞蚕病虫害的研究。“柞蚕饰腹寄蝇防治的研究”获得了国家1969年度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自1973至1982年，主持“柞蚕线虫病的研究”课题，在我国首次进行索科线虫的分类研究。其中“应用‘灭线灵’一号、二号防治柞蚕体内寄生线虫的研究”获得农业部1978年度农牧业技术改进奖一等奖，“柞蚕线虫病的控制法”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87年度发明奖三等奖，“柞蚕线虫病发生规律及防治”获得辽宁省1983年度重大科技成果奖二等奖，“栎粉舟蛾的发生规律及防治研究”获得辽宁省农业厅1987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黄瓜黑星病的发生规律及防治研究”获得辽宁省1988年度发明奖三等奖，“柞蚕吐白水软化病研究”获辽宁省农业厅1997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柞蚕新品种‘H870’的研究”获辽宁省1999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及辽宁省农业厅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柞蚕绒茧蜂病控制技术研究”获得辽宁省2008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参与了《中国森林昆虫》《中国养蚕学》《中国柞蚕》《中国大百科全书—蚕业卷》等图书的编写。先后在省级或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译文）50多篇，《应用“灭线灵”防治柞蚕体内寄生线虫的研究》获得辽宁省科协1982年度优秀论文二等奖，《柞蚕线虫病的研究》获得辽宁省农学会1985年度及辽宁省科协1988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1983年起兼任辽宁省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1986年被辽宁省政府评为“辽宁省第一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1988年被评为丹东市劳动模范，1991—1994年被丹东市人民政府授予“市级专业技术优秀拔尖人才”称号，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我第一篇发表的论文是研究瘿蜂的，我的毕业论文也是关于柞蚕瘿蜂的

我是1936年5月出生的，老家是在辽宁义县。家里世代务农，生活贫困。上高中后我家更贫困了，学费也出不起，我就选择读农学院。农学院助学金多，家里不用负担我的学费。当时我就读的沈阳农学院现在叫沈阳农业大学。我1958年入学，正值“大跃进”时期，大学生们白天干活，晚上上课。大学毕业后，我就到辽宁省蚕业科学研究所蚕保室工作。那年分配困难，正常情况是国家安排和调整分配计划。但因为我大四第一学期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被蚕科所研究人员看到了，他们就找农业厅想办法把我分到蚕科所。当时我那篇文章叫《柞树的大害——瘿蜂》。

其实，我入大学后对科研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入学时，大家都说农学院不好。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我不断地参观实验室，看着那些设备，一边体会着老师的教学，逐渐加深了对科研的兴趣；尤其是参观到吴友三教授的研究室时，看到这位全国小麦锈病专家的玻璃实验室，那实验室的布局和设施让我着迷，因此对科研增加了好感。后来听人介绍吴友三教授的成果，又听闻他那些很有名的一个个事迹，我心想，我要好好学，像吴教授那样干出名堂来。另外，大学里边的课程对我来讲根本不费劲，这样我就有时间看好多书，越看书，对科研的兴趣就越浓厚。那个时候，农学院鼓励学生搞科研，学生可以向系里报课题。在我老师呼声久的支持下，我报了两个课题：一个是对柞蚕绒茧蜂的观察，另一个是对柞树瘿蜂的观察。其实那时候也不懂什么是研究，就是多看多琢磨呗。这些课题的产生，是因为我上山做野外考察对什么都感兴趣，看什么都觉得可以研究一番：这柞树上怎么这么多东西？原来都是瘿子（就是俗称的树瘤子）。所以我第一篇发表的论文是研究瘿蜂的，我的毕业论文也是关于柞蚕瘿蜂的，工作以后在老师的鼓励下整理出来了。我不懂英文啊，就自学了英文，论文写了英文摘要，寄给杂志社，被采用了。我到研究所来了，大家就把我当一个“专家”用，导致我压力很大，因为一切都刚开始，我还没能对这个领域有深入的了解。回想大学时代，当时我所在的系是植保系，植保系有两个专业——植保专业和蚕学专业。蚕学专业在辽宁是第一批招生，所以我选择去蚕学专业。那个时候新专业的师资力量很薄弱，没有教授，后来从四川西南农业大学（现西南大学）调来一个叫王道容的教授。王教授是学家蚕的，20世纪80年代留日的，年纪也比较大了。但是教我们的呼声久老师是沈阳农学院真正的第一批毕业生，1952年入学，1956年毕业的，他教我们害虫学。呼老师很和气，我就跟他学着摆弄各种科研设备，觉得挺有意思。我说，我跟您做标本吧。我就开始跟他一起做标本，他干啥我就观察啥，他有事的话就说：“魏成贵，你去给我弄去。”在观察和实践中，我一点点地就入门了。

“柞蚕饰腹寄蝇防治的研究”课题，在凤城四台子做药剂实验，1966年，丹东

把一年一次变为一年两次测试，用赵拿来的“乐果”提前测试

我是1962年10月12号到的辽宁蚕科所，之后到蚕保室工作。来了蚕保室以后，要熟悉情况，我就把蚕保室过去所有的研究资料都借来，在三个月内都查完，还做了笔记，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哪些工作应该做得更加深入，哪些工作的路子可能需要转变，等等。做完笔记，如果还有时间我就上图书馆，把有关林业、农业方面的书全看了。当时我把书看得都熟悉到这个程度：有人问我有没有某本书，一说书名我就指给人家在第几架、第几层。

1963年3月下旬，因为新一年的工作开始了，从镇江调来的所长王宗武亲自挂帅搞研究。他来这里还有一段渊源：当时蚕科所要挂个牌子叫中国农科院柞蚕研究所。这牌子都挂上了，后来不是因为“调整提高”嘛，这牌子又摘下来了，而王所长这些人就留在蚕科所了，由王所长挑头做研究。

1963年，“怎么干？干什么？”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急迫问题。当时柞蚕害虫寄生蝇的问题是个老大难课题，科研人员压力非常大。王所长说：“在沈阳的会议上，农科院的秘书长提出来能否通过用药将蚕的害虫杀死在蚕体内？现在情况紧急，必须死马当活马医，尽快拓宽思路，大胆实验，解决问题。”他继续说：“去年那个叫赵又新的不是拿来了几种药吗，今年要好好试试。能不能想办法搞点提前试验？把一年一次变为一年两次测试，用赵拿来的‘乐果’提前测试。”有人说话了：“还是让老魏做提前实验吧。”这样子这个任务就落到我肩上了。

当时的实验条件简陋，有一个玻璃温室，我自己弄了一个玻璃缸，采了一些柞树芽，把蚕卵放进去。因为没做过这种实验，一时门路不清，弄了半个多月也没见预期的实验现象。还需要干些什么呢？我陷入思考。因为正常是五一节前后收蚕，要提前10到15天见到初步实验现象。随后，我按时间间隔分了三批进行实验，第一批小蚕出来不行，因为山上没树芽，没有啥可以吃的。又过了一个多星期，接近10天，第二批小蚕出来了，这个时候柞树芽刚刚出来，还不能喂蚕，我上山，大山小山都看了。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在山底下河沟旁，我看到山丁子树上有一小点一小点的东西。我心想，它发芽早，叶都已经这么大了，1～2厘米了，这山丁子树叶小蚕能不能吃啊。我就采了一大把回来。第二天早上出蚕，我就往那个小蚕上面放。头一个小时它们不吃，就是爬。过了一段时间，它们就开始吃起来。我利用山丁子叶把第二批蚕养到二龄，正好第三批开始出蚕。4月28号这个时候山上就有柞树叶了，我就改用柞叶，在一个消过毒的屋子里面养蚕。

当时给我配备了一个工人，他叫赫崇远，中专才毕业。后来，他被调到丹东农校当书记了。这个小孩挺精明，你告诉他的事，他马上帮你做好。蚕养好后，需要得到寄生蚕（就是蚕体内要有蝇蛆），我就让小赫带着一部分5龄蚕到袁家沟第一队去引诱蝇子。因为不是5龄蚕的话，蝇子还不肯产卵呢。它产卵就产在5龄蚕吃的叶子上。这样蚕很快就可以将蝇卵吃进去。小赫在第三天下午回来了，拿回两只蝇，我解剖一看卵成熟了。次日他又去了，再过了两天拿来了4只蝇。我又开始解剖，这样就得到了实验需要的所有寄生蚕。之后进行了药剂实验。药剂实验的是小样，不是大样。因为蚕少，一次取20头蚕。6月10号要开会，大家都希望我拿个结果出来。我8号开始解剖，9号傍晚解剖完，然后整理材料。解剖时大家很高兴，发现吃药的蚕肚子里的蛆死了，而且都发黄腐烂了，把药吸收了。对照组的蚕（没有打药的）肚子里的蛆还活蹦乱跳呢，效果明显。这样一统计，蚕吃柞叶上喷的药，体内的蛆是完全死掉了。我和王所长说了效果，农业厅的佟处长一听就同意了这个方法。我写了一个报告，由韩熹莱教授在会上讲，他按照我写的报告读完。农业厅领导马上指示，给上海农药厂发电报，订80瓶乐果。

他给我提供苯并咪唑33、44两个型号，两个型号实验都有效

柞蚕害虫很多，寄生蝇是最主要的。另一种大害虫是线虫，还有捕食类的如鼕蟖、蜂类，再有埋葬虫，等等。我参与了“饰腹寄蝇的柞蚕害虫研究”项目，该项目获了一个发明奖二等奖。在研究中，我设计了一个提前实验，进行了一些科研上的创新探索。同事曲天文要把我的蚕场作为材料蚕的蚕场，他说：“我来山上做，你休息休息。”他按照我设定的实验浓度和方法丝毫不差地进行了实验。正式实验做完，后续实验却没有结束，一些关键问题不可忽视：天下雨有没有影响啊，蚕吃多少天药有效啊，这个寄生多少天的蚕做实验时最有参照性啊，用什么做饲料最好啊。在思考和观察的基础上，我又设计了一个补充实验，附在报告上。春蚕是给秋蚕做种子用的，甚至第二年还要用，所以我就设计一个子代观察，即蚕吃了药以后就对其下一代进行观察。到此这个科研项目的整个过程就基本完成了。工作大都是我做的，可是报发明奖的时候，因为我才到单位不久，是新人，报成果时就按年龄排，把我排到后面去了。

1973年我开始做线虫研究。当时是“文革”期间，我一家人被下放到岫岩县卢家沟村，当地环境十分恶劣。第二年换到海城瓦子沟村，那里条件稍好些。在卢家沟的时候呢，住宿要自己花钱，户口转到村里了，但是工资关系、人事关系还在研究所。到瓦子沟好一点，住大队的房子，还给了块菜地。卫生所就在大队，也能看上病了。开始拿咱当技术人员了。这个时候就是帮队里繁殖蚕种，建立大队蚕种场。

（右）在蚕保室实验室与课题组同志一起观察药剂杀虫效果，1985年，丹东

这蚕种场刚刚有个眉目了，1973年的11月王宗武所长点名让我回去主持线虫研究。因为王宗武所长在岫岩插队的时候，那天和老蚕民唠嗑，老蚕民从山上下来，一草帽子茧也就十来个好的。他问这是怎么回事，蚕民就和他讲了线虫，他的收成都叫线虫搅了。“我放养一年就这么一点收获。”蚕民哭了。王宗武也哭了，说：“我是蚕科所所长啊，我没做好工作啊。”这些话是蚕民学给我听的。

1973年12月我回到蚕科所，第一次开会，王所长就提出来一定要我主持研究线虫。我当时很犹豫，因为有搞寄生蝇而被下放的前车之鉴，为搞科研遭的罪让我心里不舒服。有些人在我们科研出成果时来插手，摘胜利果实。王所长说，不管这个那个，你就想其他办法自己科研创新。

我终于接受任务，不到三个月，就把国内外我能收集到的线虫材料整理完了。我一边整理一边写，把想法都写上，整理出一个主材料。这里头有我老伴做的许多工作，还有一个工人帮忙。那位工人不懂外文，我还刻印了一份翻译稿。这是做的第一件工作。(www.xing528.com)

第二件工作是做了实验设计，我基本上有了研究思路。柞蚕线虫是日本人占领东北的时候研究过的，但是研究并不深入，就是在地面撒小苏打（他们称之为草打），或用羊粪，再没有其他方法。我的研究思路是：大线虫和小线虫一般都在土里生活，寄生期间在蚕体内生活，我就针对在土里和在蚕体内两个阶段做文章。使用一种药剂，用药剂防护地面，这是一个途径。另一个途径就是熏蒸，在蚕场柞树底下灌药，看能不能把线虫都熏死。再有一个途径是看能不能给蚕吃药，就像杀死寄生蝇一样，在蚕体内杀死线虫。三个途径的研究同时进行，我带领三个人同时干，希望像王宗武所长讲的，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前面两个途径牵涉到上药，有点效果，但是药期短。当时往土里面灌威百亩和DD这两种农药，虽然线虫大都死了，但两年以后柞树也死了。柞树也受不了农药，所以我们放弃了往土里打药的办法。

尝试给蚕吃药这个办法，头一年实验找了几组，这里头李广泽（后来当了蚕科所所长）帮了我不少忙，他给我提供了一些药。他提供的是苯并咪唑33、44两个型号，两个型号实验都有效。有效到啥程度呢，一开始这些寄生蚕哪个寄生，哪个不寄生，也搞不太清楚。后来我扒开了看，看里头有线虫了，就给它喷药。吃完了，过一个星期，蚕肚有一些地方发黑了。再细看线虫死了，撕开以后看线虫已经马上要化了，这才确定有效。接着就安排人去乡下买蚕，回来实验。这个主要是（我爱人）吴佩玉做的。马上又重新做了一次，蚕来了再喷，留一部分作为对照，作为对照的90%都好了。喷药的基本没有线虫，都做茧了，就这么确定了效果。

后来我又研究灭线灵2号。2号原来是打虫药，造价特别高，咱们国家后来就不产了。原来是上海第14制药厂生产的，后来从美国进来一批，也不知道是结构不一样还是什么原因，不好使，没有效果。之后又对喷药时机的把握啊，降雨的影响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做了后续研究。

“蚕得乐”这个农药研究都30多年了，照样好使，到现在吉林、黑龙江、辽宁还在用

“蚕得乐”是用来防治软化病的。1987年做这个“柞蚕吐白水软化病的研究”课题，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前人一直在研究也没出什么成果。1987年有两个大的柞蚕病害：一个是微粒子病，另一个是软化病。我想接那个微粒子病的项目，因为微粒子在显微镜下容易看到。虽然原本想做微粒子病，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和我老伴吴佩玉接了软化病课题。

接手以后，我看了不少日文资料。日文资料中有一个叫浓核病的，跟这个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个软化病以前有一位同志和武汉大学合作研究过，确定是细菌作乱；后来研究更进了一步，发现了病毒，当时叫无包涵体病毒。我根据他们的方法，高速离心、融和，并提取病毒。提取病毒后，给蚕种这个病毒，蚕就得这个病，但是发病率不高。所以我基本确定这个病毒就是蚕的病源。我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病毒的理化和各方面测定，再将细菌和病毒配合，研究对发病的影响。最后发现有其他杂菌加上这个病毒，发病率会显著提高。这样把这个得病原理搞清楚了，就可以着手搞防治了。化学的东西，农药啊什么的都用了，我们发现效果并不理想。

后来想到能不能用中草药，在实验的20多种中草中发现一个有作用的，就在这个药上面反复下功夫，就是以白头翁做主料，再加上其他几种配料，制作出“蚕得乐”。这个中草药一是对蚕无害，吃多少都无害，且可以抑制病菌病毒，二是对蚕还有促生助长的作用。“蚕得乐”不仅促进蚕的生长，还对蚕的性有影响，可以显著提高母蚕的生殖能力。

蚕民用了“蚕得乐”以后，都一箱一箱地买了往回背。所长姜德富召开了一个蚕民座谈会，蚕民就把这个药用完以后蚕的变化及丰产的情况都讲了。一样的种子，我在山这边放，他在山那边放，用了“蚕得乐”的就比不用的高一倍收获。“蚕得乐”这个农药研究都30多年了，照样好使，到现在吉林、黑龙江、辽宁还在用。像那个“灭线灵”除了在辽宁使用以外，山东、河南有一段时间也用过，吉林桦甸那边现在可能不放蚕了，那边也用过。但是主要是辽宁在用，辽宁虫害太严重了。辽宁养蚕的多，老百姓把蚕从这个场子拿到那个场子，另外蚕的蛾子也会乱飞，这都会造成大范围的害虫扩散和传染。

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

原来我做柞蚕的研究，但也能把科研精神迁移到其他病虫害的研究中来

黄瓜的研究是我的一个社会招标的课题。那几年，我做这个课题觉得很轻松，当时正赶上丹东地区“黄瓜黑星病”很严重，可以说市场上没有一根好黄瓜。在这种情况下，丹东市蔬菜办找到咱们李广泽所长，说你们能不能抽个人帮着整治一下。李广泽就推荐了我。一年只给一万块钱作为实验费，三年要拿出防治方法来，否则钱就收回去，要我自掏腰包。

签这个合同是1983年，三年后我就研究出了“黄瓜宁”。一开始黑星病谁也不懂，丹东市蔬菜办叫它“冒油病”“流胶病”，签的就是流胶病的防治合同。后来我查资料确定为黄瓜黑星病，研究出克星“黄瓜宁”。“黄瓜宁”是组织全国专家鉴定的，架势挺大，而且评价挺高，但是没得大奖。主要是丹东市蔬菜办这个行政部门的操作，我们研究得差不多了，他们派两个人来整理，马上出了个鉴定。人家鉴定简单，把两个搞菜的技师，加上把农学院的蔬菜教授找过来就鉴定。鉴定完了，立即上报。

咱们鉴定的时候，不仅要有录像，还要有很翔实的数据。蔬菜办一看，还是你们的好，马上报到丹东市和省里。但咱们专业是搞蚕的，报到人家蔬菜的主管部门，省里就把搞蚕业研究的看成不对口，给开掉了。再是报农业部的时候，植保总站的相关人员，把我们拿下去了。他们还在协作条款中找到有一个农药没登记。我们之前认为，新药登啥记啊，要好使了才登记，结果又被人家以这个瑕疵为由，夺去了成果登记的机会。

外语方面我先学的俄语，俄语后来不常用到。日语呢，是因为查资料太多了，所以说又学的日语。英语是没办法了，我也发表这个绒茧蜂的文章。谁给我写啊，研究所也没那人啊，我学了一年，借助字典，就把它写出来。写出来居然就可以用了。翻译的文章主要是日语方面的。日语的我一般看书的话，看完了马上就明白了意思，一边看着一边就翻译过来了。我就翻译材料，有很多家蚕方面的我不能翻译，因为镇江所主要是做翻译那方面的。我看到感兴趣的材料，而且这个材料他们都没翻译的，我再翻译。

我的爱人吴佩玉也是做这方面工作的，她比我小一届，也是学蚕学的，后来调到蚕科所。1966年农业厅让我去工作，安排我去果蚕处，并让我爱人吴佩玉也来农业厅。有事都是我们夫妻两个配合研究，有的时候我工作多了，就由她主持，观察和对照实验都是她帮我做的。我发表那么多的成果，很多不是有关专业课题的，就是感兴趣，另外又是国内外没有报道的，所以说投出的稿子杂志社就刊用。

我是1996年退休的。原来我做柞蚕的研究，但也能把科研精神迁移到其他病虫害的研究中来，原理都是一样的吧。你看看我是从研究虫到研究病的，不同的研究思路是一样的，是因为我长年琢磨积累探索有了基础。

作为科研人员想搞出东西来也是不容易的。比如，我曾看到原单位的一个内部刊物，1998年，我那个选育H8701的科研课题如今被利用了，那是老伴吴佩玉主持的，怎么后面跟了5个从来没有参与过研究的人呢？有的人我根本都不认识。

还有那个“黄瓜宁”，那几年全国打上这个药，黄瓜的病很快就好。后来有人造假，都起我这个药的名字，河南有一个造假的都卖到我这里来了。另外现在药种类多了，基本上都能解决这个病了。现在技术手段和设备都更好了一点。

采访时间：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