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革命史范式是近代史研究的主导范式，当时正在起步中的商会史研究，在思想方法上受到革命史范式的强烈影响。革命史范式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政治革命与政治运动上。因此，早期的商会史研究特别注重研究商会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的表现。皮明庥在《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和商团》一文中考察了武汉商会、商团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1]朱英在《清末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一文中研究了商会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中的组织、领导作用。[2]
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来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强调革命在历史中的巨大作用，还着重使用阶级分析法来分析历史问题。国内商会史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以阶级分析法为思考圭臬。当时的商会史研究，用阶级分析的眼光去考察商会，认为商会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甚至当时研究商会史的目的就是搞清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状况。80年代初章开沅就是希望通过研究商会来改善资产阶级研究，“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或其某一阶层的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可能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一些”。[3]
在章开沅先生的倡导下，马敏、朱英、虞和平等学者利用原生态档案进行了出色的资产阶级研究。马敏利用商会档案，对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朱英在《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一书中，以商会为研究资产阶级的突破口，系统考察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中的表现。[4](www.xing528.com)
随着学术理论的发展，革命史范式在商会史研究中运用得越来越少。商会史研究的焦点逐渐从政治史移到社会经济史，虽然近些年仍有像商民运动研究这样属于政治史范畴的商会史研究在开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商会史领域出现更多的是“物价调节”“商事裁断”这样的属于社会经济史范畴的专题。阶级分析法在商会史中运用得也越来越少，市民社会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取代阶级冲突理论而成为商会史研究的主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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