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性企业组织中垂直信任的形成原因

对企业管理者信任的非均衡性是新生代农民工理性选择的结果，是企业体制、传统文化、日常交往、自身形象塑造四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促成的。

首先，企业体制方面。L公司的权力结构具有压力型特征，即企业高层管理者主要发挥的是“制定宏观目标计划”的作用，目标计划制定好后，企业高层管理者将各项指标下达给企业基层管理者，由基层管理者负责目标计划的具体执行，按完成情况进行业绩考核机制评价，企业基层管理者的工资待遇提高与职位升迁等都与指标、业绩、任务的完成情况密切相关。压力型企业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现代科层制所存在的意识懈怠、动力缺乏等问题，但是在企业目标计划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问题，工人往往将不满和怨气发泄在直接管理者身上，而忽视了企业高层领导该负的责任。调查发现，“上面的政策都是好的，都被下面给搞坏了。”已经成为L公司多数工人的一般心态了。另外，基层管理者也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他们的工资奖金与本车间的生产状况挂钩。因此，基层管理者常常会为了完成生产任务而牺牲工人的利益，这更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基层管理者的不信任感。

“本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7∶30—6∶30)就够累了，晚上还经常加班到9点多钟，连星期六、星期天都加班。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天天加班，老婆没人陪，孩子没人带，家里的事一点都顾不上。领导不能为了提高产量，不管我们身体健康啊。”

其次，传统文化方面。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天道观与宗法制是传统中国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根基。血缘人伦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基础，包括经济、企业组织和文化等所有社会存在都是以血缘伦理为依据，“通过血缘伦理社会化和社会血缘伦理化的双向同化，达致家国同构、君父同格的社会架构。”^[3]按照天道观与宗法制的规定，在一个家族内，父家长最为受到家族成员的尊重，所享有的权利也是最大的，而在一个国家内，君王位居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权威和社会秩序，儒家学派认为社会各界必须要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伦理纲常。在杨国枢教授看来，“权威取向是中国人社会性格取向的重要特征。表现为，威权敏感、威权崇拜、威权依赖，其中威权崇拜概括了中国人对于权威的崇拜不受到时间空间的局限，常常表现为崇拜的绝对化和无条件性，认为权威是不会犯错的，即使犯错也是无所谓的，同时对权威崇拜在范围上、时间上都是漫无限制的。”^[4]

总之，中国的传统权威结构是一种严格的层级权威，尽管民主和公平的观念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是起源于传统社会的“直线——等级式”的权威思想在当代社会仍然根深蒂固。L公司的工人也体现出鲜明的权威型人格。

“别看班长、主任在我们面前这么威风，在厂长、经理面前他们不也是点头哈腰的么。最看不惯这些人了，一个个都是两面派，对我们就像凶神一样，转过脸又去低三下四。不过在我们公司，刘董事长才是真正说话算数的，人又好，我们都很尊敬他，遇到不公正的情况，我们就会告诉董事长(通过董事长信箱)。虽然有时没有及时回复，但我们相信他会整治好的。”

新生代农民工对高层管理者的权威崇拜和对基层管理者的权威怀疑是造成其企业组织信任非均衡化格局的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再次，日常交往方面。L公司中高层管理者和基层管理者与工人的日常交往有着很大差异。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工作职责主要有制定企业的发展规划、主持重大会议、接待重要客户等，这就决定着高层管理者与工人日常交往的机会较少。而在与工人较少的交往中，大多也都是对工人有利的，比如下达给员工涨工资、购买社会保险、放假等文件。当问到对董事长的看法时，大多数工人都持比较正面的评价。

“我们董事长对待员工非常好，待遇给我们的也比其他公司高，就连限电放假都给基本工资，每次到车间视察时，都笑呵呵的，一点领导架子也没有，不像某些领导，官不大，架子不小。”

企业高层管理者能够选择做有利于自身形象的“好事”，但是企业基层管理者则必须做企业高层管理者不愿做，但又必须做的难事——制度的具体执行。因此，企业基层管理者与工人之间存在着经常而全方位的交往，其中也包括一些“不得人心”的恶性交往。在基层管理者与工人直接、广泛的交往中，自身的不足之处很容易暴露出来，从而引发工人的不满。

显然，企业高层管理者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交往是一种良性互动，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高层管理者信任的建立；而企业基层管理者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交往虽然更为频繁，但是这些互动却常常充满着冲突与矛盾，甚至还常常会损害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这自然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基层管理者的信任感。

最后，自身形象塑造方面。拉泽勒认为“信任是施信方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被信任方是善意的、诚实的”。多尼也认为“信任是施信者对被信任者可靠性与善良性的认知”。因此，一个自身形象好的人更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企业高层自上而下控制着企业各种信息的传播，而基层管理者传播什么、怎么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企业高层的约束，如在企业新闻报道方面，大都是正面宣传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即便是出现了伤害高层形象的事件和舆论，高层也能够找到控制舆论的方法，将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在形象塑造方面，企业高层拥有较强的话语权，用来塑造自身良好形象的资源很多。比较而言，由于企业基层管理者在信息传播中没有太多话语权，面对不利于自身的信息时往往只能听之任之。此外，企业基层管理者本质上是企业高层的代理者，合法性及其自身利益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企业高层，因此，企业基层管理者缺乏寻求被工人信任的动力，也缺乏在工人面前塑造自身良好形象的动力。而企业高层管理者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公司的形象，自身形象的好坏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并进一步影响着企业的秩序与效率。因此，企业高层管理者有非常强烈的信任动力，进而会动用一切资源来塑造自身良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