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商业的崛起与发展

明朝初年，经过战乱和自然灾害的浩劫，渭南县的经济一片萧条。渭北尽管是粮食产区，但土地荒芜，大部分失地农民食不果腹，加上人口锐减，集市交易惨淡，经商人少坐商则更少。南大吉在《渭南志》中哀叹“渭南民亦庶矣。”朝廷在洪武年间由山西向关中平原人口稀少处大量移民，同时招抚流民，奖励开垦荒地种粮，劝农人栽桑养蚕等。渭南县知县主持修筑了赤水、西风门、东阳谷等引水渠堰五条，以利灌溉。这些措施的实施，加上社会稳定，饥荒年较少，渭南县的粮食产量增加，集市交易逐步活跃起来。全县人口随之大增，明洪武十四年（1382）仅5．8万，1463年增加到11．9 万人，1503年增加到15．37 万人，百年间人口增长2 倍。在粮食较充裕的同时，棉花在渭河以北广泛种植，渭河以南也有少量种植，并成为“服用之物”，不可或缺。县衙大力劝课农桑，有田五亩以上者得种桑半亩，全县农村田间地头到处间种桑树，使宋元以后衰落的蚕桑生产又繁荣起来。

这些积极因素的叠加，为商业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渭南县自古以来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人就不少，且经商比农作获利颇丰，一些“力农致富”，稍有积蓄的农户已不满足于隔三岔五的集市交易，开始做起坐商或短途贩运的摊贩。明成化年间，全县有坐商约五六十户，其中多数集中于县城、渭河主要渡口，大的集镇也有2—3 户，另有一批小摊贩及游走的货郎。经营品种以粮食、布匹、农具、日用品、药材为主。商人的收入明显超过了农业的收入，县衙用税收平衡收入差别，向坐商每年征收税款34181 贯800 文。

明初期到中期的一百多年间，渭南的商业活动尚处在初起阶段。经商人虽逐渐增多，但仍以农业为主，商品交易为从属地位，限于资本及经验的欠缺，尚未形成大的气候。南大吉在《渭南志》中说“渭南之民．．．．独务本业，无大贾，即贸易不越疆，又唯布粟，无他珍异物”。虽然没有越出县域的大贾出现，仍有一些经商的富户。如，棠村里的姜文恭，经商累积家财数万，亦官亦商的官道南家，还有程显、郭起晈、田云等数十人均因经商而家财不菲。(www.xing528.com)

明朝后期，逐渐积累了一定资金的富户在明朝廷“食盐开中”等政策的引导下，已不满足在本地的小本经营，开始向外埠扩张，长途贩运布匹、茶叶、食盐等。孝义赵家家族多人在四川办盐井，泾阳、三原设布庄、茶庄，雇人经营。阳郭的姜家、贺家，故市的常家，蔺店的曹家等，从江南贩运标布、盐等到渭南或者青海、西宁等地。部分坐商见有利可图也加入到行商的队伍。行商一般从商较早，在县境内都设有固定门店且日益富裕。在他们引导下，亲戚、朋友、乡邻多有效仿，更有一批文人雅士弃儒从商。县域内的坐商，摊贩增加了许多，集市规模增大，空前活跃。县城西门外商户最为集中，称为“市曹”，其中惠民药局规模为最大。

这种蓬勃发展的态势被明末清初的战乱、灾害所遏止。1621年白莲教起义，当地盗贼乘势蜂起，公然行劫。1635年、1643年李自成的义军两次占领渭南，向富户索要钱财，仅官道南家就被索要白银160 万两，其他受到打击的富户亦不在少数。尤其是1642年遭遇大灾，民死十之八九。清顺治五年（1648）又遭水灾、蝗虫、冰雹，十二年（1655）又遇地震，人口离散，经济凋敝，不少坐商关门，商贩歇业，集市“货物日少，器物日孤，没数十年前丰盛。”（增订渭南县志），各业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