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时代的背景：希腊商业与投机繁荣，雅典崛起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欧洲地图，你就会看到希腊像是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弯曲的手指伸进地中海。在它的南面，是巨大的克里特岛，从那里伸出的手指，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抓住了文明与文化的最初源头。在东面，希腊与小亚细亚隔海相望，虽然现在它显得有些沉寂与没落，但在柏拉图之前的岁月却是工业、商业和投机事业极其活跃的地区。西面，爱奥尼亚海的对岸，意大利宛若一座宝塔斜依在万顷波涛之中，在当时的西西里和西班牙也遍布着蒸蒸日上的希腊殖民地。在尽头便是“海格立斯界柱”（我们称之为直布罗陀），古时候还没有多少水手敢于穿越这座阴森可怖的大门。北面则是那些尚未开化、处于半野蛮状态的地区，那时叫色萨利、伊庇鲁斯和马其顿，强悍的部落来自或假道这些地区侵入，在希腊定居下来并蕃衍生息，成为荷马和伯里克利时代的天才们的祖先。

请再观察一下地图，你就能看到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和崎岖不平的陆地；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海湾、海港和内海，整个陆地都覆盖着群山和丘陵，希腊便被这些海陆的天然屏障分割得支离破碎。当时的旅行和交通远比现在困难和危险，因此各流域都发展出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自己独立的政府、社会制度、方言、宗教和文化。它们都只有一两座城市，环城蜿蜒隐没在山坡上的是农业社会：埃维亚岛、洛克里提、埃托利亚、福基斯、维奥斯亚、阿哈亚、阿尔戈利斯、伊利斯、阿卡迪亚、美塞尼亚和拉科尼亚——及其斯巴达和阿提卡及其雅典的“城邦国家”。

请最后看一下地图，看看雅典的位置：它是希腊较大城市中处于最东面的一个。这种地理位置优越，使雅典有幸成为通向东方的门户，希腊人可以从这里出发到达小亚细亚繁华的城市，而那些发达较早的城市则可以通过这里把它们的奢侈品和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成长中的希腊。它的天然良港比雷埃夫斯，可以为公元前的大小船舶提供一个躲避狂风恶浪的停泊之处。此外，这里还集结着一支庞大的舰队。

雅典卫城所处的雅典，作为东地中海文明的发源地存续了千年，它所孕育出的力量对世界哲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490至公元前470年，斯巴达和雅典尽释前嫌，联合兵力，挫败了大流士和薛西斯统帅下的波斯人把希腊变成亚细亚帝国殖民地的企图。在这场年轻的欧洲抗击古老的东方的战争中，斯巴达提供了陆军，雅典则派出了海军。战争结束后，斯巴达人解散了它的军队，这使它深受这一过程必然给他们带来的经济混乱；而雅典的海军摇身一变成了商业船队，成为古代世界最大的贸易城市之一。斯巴达重新回到农业社会闭关自守、停滞不前的状态中，而雅典却成了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和港口，成了众多民族交融与各种信仰、习俗汇集之地。有了这种广泛的接触与竞争，就产生了比较、分析和思考。

各种传统和教条在这种全面交流的商业中心里相互冲突摩擦，很快就相互抵消了。在同时存在着一千种信仰的地方，我们往往对每一种信仰都不以为然。那时的商人也许是第一批怀疑论者，他们见得多了，因而对一切也就不会轻易相信。而商人的禀性是把所有人都划分为傻瓜和无赖，这使他们对各种思想和观点一概持怀疑态度。他们使科学也逐渐发展起来了——数学随着交换的日趋复杂而产生，天文学则随着航海上日益大胆的冒险而与日俱进。财富的增长带来了闲暇与安逸，而这正是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保障。现在人们要求于日月星辰的不单单是作为自己在海上航行的指导，而且也要求它们给自己寻找宇宙之谜的答案，第一批希腊哲学家便是天文学家。“人们以他们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亚里士多德说，“波斯战争之后继续向前推进，把所有知识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且寻求日益广泛的研究对象”。人们变得越来越有胆识，对种种事物和过程，总要尝试一番合乎自然规律的解释，然后才把各种过程和事件归诸超自然的力量和作用。魔鬼与宗教仪式逐渐让位于科学和对自然的控制——哲学随之诞生了。(www.xing528.com)

起初，这种哲学只是物理学性质的：它把注意力放在外部的物质世界上，穷究事物最终的、不能再小的要素是什么。这一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是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前370年）——“实际上，除了原子和虚空之外，别无他物”。这是希腊哲学思想的主流之一，在柏拉图时代，虽然它一度衰微，但是在伊壁鸠鲁（公元前342—公元前270年）那里又复出现，并在卢克莱修（公元前98—前55年）那里变成一般雄辩的洪流。但是，古希腊哲学发展中最丰富、最蕴含丰厚、最具特色的哲学流派却脱胎成型于智者派。他们是四处漂泊游历，以启迪人们的智慧为己任的游说之士。他们都是睿智之士（例如高尔吉亚和希庇亚斯），其中不少人还很深刻（例如普罗戈拉斯和普罗迪库）。我们当代的心灵与处世哲学中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或解答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和讨论过的。他们对任何事物都提出质询，就是在宗教或者政治禁忌面前也无所畏惧，并且勇敢地将所有的信仰和制度统统传唤到审判席前，接受理性的审判。在政治上，他们分为两派：一派像卢梭，论证说自然是善的，文明是恶的；人生而平等，是等级制度使社会变得不平等了；法律是强者发明用来束缚和统治弱者的工具。另一派则像尼采，声称自然是超乎善恶之外的，人类生而不平等，道德是弱者发明以限制与阻碍强者的手段；强权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美德，也是人类最高的愿望；而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最明智、最合乎自然的就是贵族政体。

毫无疑问，对民主政治的这种攻击，反映了雅典城内少数富有阶级的兴起，他们自称为寡头政党，并把民主政治斥为毫无作为的虚无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并没有多少民主制好指责，因为在雅典的40万居民中25万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可言；而且在15万自由民或公民中，也只有一小撮人能够出席讨论决定国家政策的公民大会。不过，他们所拥有的民主，其彻底的程度是空前绝后的。公民大会拥有最高权力；而最高司法机关由1000名成员组成（以减少受贿机会），是按照字母顺序从所有公民的花名册上挑选出来的确实没有什么机构能够比这更民主了，但是正如它的反对者所说，太荒诞不经了。

在长达20年的伯罗奔尼撒大战（公元前431一前404年）期间，斯巴达的陆军与雅典的海军展开激战，最终大获全胜。这时，寡头政党在克利蒂阿斯的领导下，提出废除民主政体，因为他们在战争中表现无能，并在暗中大肆吹捧斯巴达的贵族政体，许多寡头政党领袖遭到了流放。但雅典最终投降时，斯巴达强加的媾和条件之一就是召回那些被流放的贵族。这批人一回城，就以克利蒂阿斯为首，宣布对在那场灾难性的战争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民主”党进行一次富人革命。这场革命失败了，克利蒂阿斯也战死了。

克利蒂阿斯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叔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