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探究社会行动的力量与影响力

政治动员是落后国家通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亨廷顿以为，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动员是旧政体崩溃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底层政治动员，打通了历史上国家和民众上下对立的隔绝机制，将最广大的底层民众动员到现代政治体系中来，使得自上而下的行政机制能够全面深入地向传统的乡土社会渗透。其中，最为重要的方式就是群众运动。

在传统国家，社会未能分化，政治权力高度垄断，由此形成“官”与“民”两大对立的群体。一般民众被称为“臣民”“草民”，未能进入政治领域，属于政治被动者。同时，一般民众处于分散状态，缺乏组织性和有机的联系。正如马克思对小农社会所描绘的：“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传统社会从政治上也可以说是“臣民社会”，从社会组织的角度看则是“百姓社会”。

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般民众得以参与政治生活，且正是在广泛的政治动员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现代国民国家。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方式就是形成在政党精英发动、领导和感召下，众多群众参与的社会运动。“群众”这一概念因此广泛出现。“群众”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指人群，是众多人的集合体，并得以显示比单个人更有力量。“群众不可移也”。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群众获得了政治意义。在推动社会转型的政治动员过程中，政党精英赋予群众以“主体”地位，由此建构政党的广泛基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成为政党的基本理念。由此，在通过政治动员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群众成为决定性力量，从而构成政治性的“群众社会”。当然，群众之所以能够成为决定性政治力量，主要在于其组织性，能够形成传统“臣民”“百姓”所不可能有的巨大政治能量。而这种政治能量的聚合又主要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实现，这种社会动员在中国被称为“群众运动”。新编《辞海》对“群众运动”如此定义：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有较大规模和声势的革命、生产等活动。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形式之一。米格代尔因此认为：“中国革命者是农民参与革命的历史特性发生变化的刺激因素。农民不再是突发性地参与，而是持久地参与有组织的社会运动。”

在中国，国民党是最早的现代政党，为了推动中国的统一，发动了国民革命。为进行政治动员，国民党曾经将“群众工作”作为专门的学问加以研究。但是，国民党一直属于城市精英集团，其政治动员始终未能深入到乡村社会，对占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产生政治影响，由此也限制了它执政后的行政渗透。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将自己的政治基础定位于工农大众，并将动员工农大众参与革命作为自己的使命。群众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方式。早在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不断地推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如米格代尔所说：“中国革命者不是组织自身去制造暴烈的群众起义，而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创造出比他们敌人更强大的系统性的体制。”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群众运动仍然是其重要领导方式。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对农村的改造和农村的变革，主要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运动内容之多，频率之快，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从大规模、全局性的群众运动看，先是19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紧接着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后是1960年代的“四清”运动和相连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除了政治性运动以外，还有各种生产、文化和社会性群众运动。如1958年的“大办钢铁”, 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5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的各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50年代初一直到1970年代末，农村社会几乎是在持续不断的各种群众运动中度过的。直到1990年代初，农村还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www.xing528.com)

持续不断的群众运动推动了自上而下的行政机制向乡土社会的渗透。首先，群众运动参与的人数多。一般的行政渗透只是针对特定的行政对象，而群众运动则将众多的民众都动员到政治体系中来，按照统一的意志活动。如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四清”、“文化大革命”等全局性的运动几乎将所有农村社会成员都卷入到运动中。毛泽东于1950年代说到“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其次，群众运动声势大，能扩大影响。依靠行政机构的行政渗透的影响有限，它只作用于机构所涉及的对象。而群众运动则通过运动中的互相感染、互相激励的互动行为将统一的意志传递和辐射到最大范围的对象中去。再次，群众运动的能量足，渗透力强。一般的行政渗透借助的只是行政机构的力量，其作用力有限。而群众运动将众多的人集合在一起，由此可以形成巨大的行政能量。“运动可能看起来是自发地掀起的，但只有在党中央下命令时才能开展。这些运动很快就使党、政和群众组织这一庞大的新机器开动起来，把它的打击力量指向各个阶级及其机构中的一个又一个对象。”土地改革中如果不将占人口大多数的一般农民动员到改革进程中来，被视为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主义”老根就难以撼动。集体化进程之所以不断加快，除了领导人的“心情过急”外，很大程度上在于群众运动所激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兴起。第四，动员性强，贯彻彻底。一般的行政渗透需要通过层级机构向下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意志往往走样变形。而群众运动是上层精英发动，经过精心组织，并由积极分子带动的。它能够使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得到充分贯彻，即通常所说的“一竿子插到底”。历次群众运动基本都是下派工作队到群众中进行说服、动员、教育、引导。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意志被传递到广大群众中，并建构起牢固的国家意识。正如郭于华所说：“通过‘运动’机制，国家权力与政治力量深刻而透彻地嵌入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群众运动作为一种现代社会运动，是少数精英根据一定政治或社会目标所动员和组织的。这与传统的“臣民造反”不同，也不同于现代社会中无组织“乌合之众”的社会骚动。群众运动需要发动者、组织者、领导者，同时也需要有群众基础，即得到群众的认可、拥护和跟随。由此又可以将群众运动分为两类，即有群众基础的群众运动与没有多少群众基础的群众运动。不同类型的群众运动，其行政渗透的效果有很大的不同。鉴于群众运动在推动国家建构和社会变革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领导者很容易迷恋群众运动的作用。特别是随着新的国家体制的建立，群众运动的兴起往往会突破国家能够容忍的秩序，使领导者力图将群众运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将更多的领导意志贯彻在群众运动之中，而较少考虑群众意志。这种群众运动的群众基础较弱，并容易演变为“运动群众”，即将国家意志强力输入群众之中，反复发动、要求，而不是依靠群众自己的愿望和觉悟。这种情况早在1949年就已出现（如“干部运动群众”的说法），在1960年代后表现得尤其突出。196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中，从城市大规模下派工作队，对农村基层干部持不信任态度，对相当一部分群众也持保密态度，由工作队在少数人中间“扎根串连”，其行政渗透的效果受到限制。即使是“农业学大寨”这样的生产性的群众运动，后来也因为行政要求脱离农村实际而未能深入到农村中去。

当群众运动转变为运动群众，就会失去群众。依靠群众运动实现行政渗透的效果就会受到限制，甚至出现“运动疲劳”或“运动厌倦”。这在于“用运动来推进革命的方法能够鼓励干部去攻击某些违反公认标准的意见或不受欢迎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声势，并且很容易做得过分而造成‘偏差’。因此，每次运动都可能引起另一次运动，来检验、更改或否定前一次运动”。邓小平在中共领导层中比较早地意识到迷恋群众运动的弊端。1961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道：“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年到头全运动，不是一律的这里运动什么那里也运动什么。不能照搬，只能实事求是。如果一年到头运动就没有劲了，就变成浮夸、形式主义了，实际上违反了群众意志，脱离了群众。”郭于华在调查中还发现，频繁的政治运动“与乡村社会中原有的矛盾冲突交织互动，造成村民们常常抱怨的‘公报私仇’或‘官报私仇’的现象：个人恩怨通过一次次政治仪式而不断地累积与升级，从小恩怨逐渐变成你死我活的世仇。在这一过程中，公共逻辑与私人逻辑、革命逻辑与人情逻辑相互置换，亦成为民众参与政治的重要动机或动力”。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多次提出：“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人民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自1980年代以后，中国很少开展群众运动，主要依靠常规性的行政机构对乡村社会进行行政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