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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向国家化到复杂农民性:深入探析

时间:2023-05-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将一个悠久和庞大的传统农村社会变为一个与现代国家处于一体化状态的新型农村,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都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从国家整合的角度看,单向的国家化与复杂的农民性的矛盾是重要原因。现代国家是能够充分体现人的意志的国家。传统国家统治造成的“民不聊生”又赋予农民以强烈的反抗性。工业化优先战略使得农民的利益有可能受到损害。

从单向国家化到复杂农民性:深入探析

将一个悠久和庞大的传统农村社会变为一个与现代国家处于一体化状态的新型农村,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都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它从根本上奠定了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传统中国曾发生了无数次农民反抗,但始终是“有造反而无革命”。直到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进政党的出现,才有了创新性的革命,特别是将传统农村社会带入现代轨道。由此也获得更多现代国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种稳定性内生于社会结构之中,并与创新性相伴随,而非传统社会那样与“超稳定”相伴随的是“周期性动乱”。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看,在城镇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基本没有发生过激烈的社会革命;而发生激烈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从这一角度看,对国家整合农村的意义无论作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在这样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中,也伴随着曲折和挫折,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代价已经为历史所支付,但其内在的机理却需要进一步探究。从国家整合的角度看,单向的国家化与复杂的农民性的矛盾是重要原因。

现代国家是根据一定理想建构起来的国家。执掌国家政权者,有特定的目标,并会根据其设定的目标影响或者改变社会。近代中国,基于“落后就要挨打”的体认,仁人志士将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与一般的现代政党不同,她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改造传统社会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中共就提出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要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在中国,现代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是在工业化和共产主义目标下,自上而下的全面国家化过程。

现代国家拥有着前所未有的改造能力的国家。现代国家的成长是一个不断扩大改造社会能力的过程。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并从“落后就要挨打”的格局中争取到国家独立和自主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在国家政权建立后获得了世所罕见的政党权威和国家能力。正因为如此,中共甫一执政便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并在强大的政党权威和国家能力的支持下,对农村社会进行全面改造。这种改造具有“翻天覆地”和“惊天动地”的性质,试图通过国家手段达到其目标。因此,在中国,现代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主要是借助于国家手段来实现的,国家是主要的整合力量。

现代国家是能够充分体现人的意志的国家。由于拥有前所未有的国家能力,执政者容易期望在短时间里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近代以来又断崖式地跌落,这使得仁人志士们期待迅速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动局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更有建立人间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历史和未来的双重紧迫感,促使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时间紧迫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所说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即反映了执政党的心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执政党通过不断地发动群众运动和掀起运动“高潮”来推进对传统农村社会的改造。因此,在中国,现代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进程具有快节奏的特点。

现代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从根本上说是对传统农民性的改造,以使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的分散农民能够与现代社会连为一体,成为现代国家组织体系的成员。但是,农民性由复杂因素合成,具有多重性。(www.xing528.com)

现代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传统社会因子的农民是受益者、建设者,也可能是牺牲者。同时,农民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生存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环境赋予其特有的个性。数千年的个体家庭经济塑造出农民的家户私性。高度依赖自然的生产方式和依赖习俗进行自我治理的治理方式使得农民具有对传统的保守性。传统国家统治造成的“民不聊生”又赋予农民以强烈的反抗性。面对具有多重农民性的农村社会,自上而下的单向国家化并不简单和容易,甚至会受到挫折。

首先,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大规模建设和改造的阶段性重心有所不同,造成的社会结果也会不一样。特别是现代化起步之初,工业化积累主要依靠传统农村社会提供。工业化优先战略使得农民的利益有可能受到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当中共提出“一化三改”总路线时,梁漱溟先生建言,在工业化进程中要考虑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一善意的建言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反而受到批判。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每当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之时,也是国家对农村社会进行整合受到制约之时。

其次,国家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受主观意志的支配。这种主观意志有可能超越现实,并因为国家能力的强大,不仅不能带给农民收益,反而有可能造成灾难,影响农民对国家的认同。“大跃进”后的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经济严重困难,就曾导致农民对国家意志产生怀疑。执政党也不得不调整农村政策,以适应农民的要求。

再次,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尽管是必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农民的传统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也需要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改变。列宁曾经指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过急过快地单向度地简单改造,不考虑农民的接受程度和承受能力,并不一定能够收到预期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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